“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与重塑大学精神”研讨会

　　时 间：2006年5月14日上午
　　
　　地 点：燕丰宾馆二层多功能厅

　　直播地址：博客直播室

　　5月13日直播地址：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与重塑大学精神研讨会（一）
　　
　　主持人：储朝晖（中央教科所副研究员、博士）

　　主持人：　　主持人：各位领导，各位老师，今天会议开始！今天是大师云集，黄老先生、杨老师都是很知名的学者，按照议程，先请杨东平老师做报告，今天在座的很多是宣传部长，杨老师是老宣传部长，他是八十年代北京理工大学的宣传部长，除了我们今天大学精神这个话题，可能还有更多其它的话题可以沟通的。
　　
　　杨东平：各位老师，大家好，很高兴有机会和大家做交流，我想汇报的课题是大学精神和大学制度，最近这些年或者世纪之交是中国高等教育进入非常特殊展现的发展阶段，外在的投资规模和数量急剧扩大，从1999年到2004年，平均在校生规模年增长率是26%左右，最高达到47%，这个速度是空前的，我不太知道，在1958年的时候是不是达到那么高的速度，说它是一轮大跃进，毫不过分。与此同时，大学的面貌也发生深刻的变化，在座的学校都是如此，旧貌换新颜，学校的校容校貌，街道、大草坪，天翻地覆，很多学校的面貌彻底改变了，有些名校迎来了百年华诞，去年是复旦大学的百年校庆，复旦大学为自己送上一份厚礼，三十几层的双子星座，可能是中国大学校园里面绝无仅有摩天大楼，这个摩天大楼在建造之初从校园网开始引起强烈的争议，争议到现在，双子星座建筑面积是18万平方米，相当于1978年复旦大学全部建筑面积的总和，大学之大，这个概念越来越模糊，变成越来越多的高楼大厦，越来越多的校园，一个学校可以有五六个甚至更多的校园，全国各地的大学生。
　　
　　前两天我到江苏去，准备办研究生城，大学城还不够，让我大吃一惊，如果研究生也可以以房地产发展模式培养，可能是中国对人类文明的一大贡献了。新的转机已经出现，十一届五中全会对教育提出三项主要的任务，第一是普及和巩固义务教育，第二是大力发展职业、基础教育，第三是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前两天国务院开办公会，温家宝总理主持，确定了控制招生规模，提高教育质量等，改变教学模式，也是为了围绕“十一五”对高等教育目标提出来。
　　
　　在国家正式文本提出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这件事情也是前所未有的。事实上它回答了存在已久的争论，高等教育的质量是否滑坡，我们的教育理论界一直占主流意见是似是而非的，基本上是这样的意见，我们已经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所以应该建立新的质量观，大众化阶段的质量观，不能用传统的质量观，传统的观念是精英教育，如何评价现在，是非常复杂的问题，有升有降，有的方面提高了，比如英语能力、计算机能力，有的方面有所欠缺。面对高等教育质量问题，国务院这次“十一五”规划明确回答这个问题，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意味着高等教育的质量存在滑坡。这次控制高等教育扩张的规模，是贯彻“十一五”规划具体的措施。我们可以从哪几个方面看到高等教育的质量问题呢，为什么要把从高等教育外在的扩张转到内部质量发展，有三个非常突出的信息。
　　
　　第一，高等学校的资源的紧张，在大扩张的背景下，已经到了难以承受的地区，在北京的重点大学并不是很突出，北京的重点大学在规模扩张上还是比较谨慎的，尤其是清华和北大，规模上基本上没有什么扩大。成为这一轮高等教育大众化扩张主体是地方学校，地方高等学校扩张速度非常之大，其后果非常严重。据山东省的情况，山东省属高校在扩张以前是七千块钱左右，到目前为止只有两三千块钱，这个成本跟发达地区高中生培养成本差不多，还在继续扩张。所以这种扩张后果是怎么样，可以想象，是难以维继的，可以说是完全不顾质量的。
　　
　　第二个信号，劳动力市场反映出现了，大学生就业难，固然有数量上过于集中和增加过于迅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迄今为止我们学校的培养模式培养目标基本上是自说自话的，并不是根据社会需求、劳动力市场的情况改善自己的教育内容和教育兴趣，还是我有什么老师、我有什么专业我培养什么样的学生，不管你要不要，我们现在也设置很多所谓面向市场的新专业，今年我的孩子要高考，对各个学校的专业设置做了一番研究，各个学校，不管工科、理科都有新闻传播学和广告学，我们可以想象，正像有人批评重点大学的MBA，这些老师基本上是没有做过一笔生意，没有到银行开过一笔支票，就要教人家怎么赚钱，而且他的学生都是高管，我们学校教育基本现实，我们离市场导向和适应社会有很大的距离，出现社会拒绝大学生的现象，就业问题是比较复杂的问题，人才培养的质量适合市场需要是其中一个原因。
　　
　　第三个方面，从国家的角度，从中央和国务院更看重不是大众化的质量，而是创新人才，创新型国家，创新型国家，参与国家竞争，这方面大学贡献究竟如何？现在所有大学生、中学生以考上清华、北大作为成功最高目标，有一个人写了一本书让我写序，他的女儿北京八中少年大学生考上清华大学，有一套理论，每一个家长只要孩子考上清华北大他就变成教育家，就要写书，他有一套教育理论，而且非常畅销，从哈佛女孩，清华、北大每年招几千个学生，我们要造就几千个教育家。我想对这个家长说，考上清华、北大很了不起，只是人生当中一小步，真正是否成才，教育是否成功还要再过二十年来看，清华、北大出来真正出群拔萃有多少人，我们知道官员多一些，朱溶基、胡锦涛，真正的大学问家、大师在哪里，没有什么可以特别骄傲和自豪的，这是一个后话。
　　
　　在新一轮高等教育大发展的背景下，今天我们对于什么叫大学，大学和学院区别在什么地方，大学之大，究竟是指什么大？大楼还是大校园？这些问题越来越模糊。从大学的称谓开始，这个事情是很值得研究的，中国的大学从什么时候开始搞的，在蔡元培那个时代很清楚的，大学概念规定得很清楚，三科以上才能称为大学，三科以下称为学院，到五十年代初的时候还是很清楚，刚开始都是学院，航空学院和大学有本质的区别，大学是一个综合性的、多学科的，第一轮的升级风从八十年代，当时我所在的理工学院，五十年代初的学院叫大学，外语学院改成外国语大学这是特别荒唐的一件事情，我们知道外国语只是文科里面很小的分支，如果文科的话，也就是文学院，把语言类的分支学科冠以大学之名，我们现在还有邮电大学和铁道大学都是如此，非常荒唐，跟国外没法接轨和交流，充其量是一个系的概念，铁路、交通是工学下面的一个分支。
　　
　　名称经过这些年的升级，现在既然分科都可以叫大学，学院还不叫大学吗？最早这个名称的混乱可能从1958年开始夜大学、业余大学，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我不太知道，没有做过研究。
　　
　　业余大学可以叫大学，为什么学院不可以叫大学。总之今天特别要认识大学精神大学制度，或者说在中国面向未来的高等教育发展当中，我个人认为，欠缺的东西很多，大家感到最紧张的还是缺钱，大学校园里面有一些学费高涨，都是为了收钱，我们知道，无论是从高等教育内在的品质，还是从培养创造型的人才和创造型的成果，最最重要的，或者说我们中国所缺的最主要还不是钱，而是其他的东西，只要举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认为如果有足够多的钱可以打造出最好的教育，世界上最优秀的大学应该在沙特阿拉伯、阿联酋这些海湾国家，我们知道最好的大学不在中东，在美洲。在战火连片的抗日战争时代，在条件极其简陋的西南联合大学也出了大师，他们的办学条件和资源是今天所有学校难以想象和不可比拟的，什么原因？我们可以到昆明西南学院看到西南联大的旧址，几排平房，归根结蒂大师还在大学制度还在，这就是一所好大学真正核心竞争力，阵地，这个东西是外在建筑没法取代的。
　　
　　这个问题2004年的时候，前复旦大学的校长两院院士杨校长向中央领导人上书，反映高等教育存在的突出问题，胡锦涛、温家宝都做了批示，主要在2004年11月16号的中国青年报做了详细的摘要，起了名字《我对高等教育发展中若干现象的困惑》，只见大楼不见大师，目中无人，他强调的就是建设一流大学肯定不是靠大楼，在世界大学排名各种指标当中没有校园面积或者建筑面积这样的指标，大学并不是越大越好，很多优秀的大学，以大师为本、以教育为本等等，这个反思从上到下的。
　　
　　今天如何看待大学精神和大学制度呢？讲到底就是建立现代大学现代性。这个问题从一百年以前开始，京师大学堂也就是北京大学已经存在，旧的北京大学和新的北京大学区别何在呢？蔡元培入驻北京大学以后进行了改造，完成了中国大学由旧到新的改变，由传统大学变为现代大学，现代性如何体现？今天还是面临这样的疑问，我们的大楼越来越豪华，规模越来越大，建筑越来越漂亮，但是我们还是要问，我们这所大学究竟是否是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呢？还是近代大学？还是古典大学？这完全看学校内在的属性，也就是学校的功能、价值、制度，由这个东西确定的，跟校园、大楼没关系的。
　　
　　简单看一下历史。蔡元培对北京大学的改造可以说是奠定了现代大学现代性，第一条克服读书做官，把学习作为升官发财之道，恢复大学作为学术机构的属性，研究高深学术问题，而不是培养官员、小姐、少爷。第二个重要的概念，学科分离，大学是研究高深学术的。第三，奠定了由于大学是研究学问的场所，探求真理的场所，所以它必须有相应的价值和精神，这个精神就是兼容并蓄、学术自由的气息，这就是大学精神最核心的。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大学以思想自由为原则，近代思想自由既被公认，能完全实现者即为大学，大学校园所发表之思想，不但不受任何宗教和政党拘束，不受任何学者之牵制，此大学之所以为大也。蔡元培做了非常清楚的表述，为什么大学一定要强调学术自由呢，探究真理的场所，探索真理的前提必须是自由的，我们并不知道真理在哪里，如果我们知道的话就可以不自由，所以科学发现，对未知世界的探索，对人类文明的探究，探索真理的前提就是自由。
　　
　　在当时所要反对的，主要就是封建专制，在中国长期的传统下，非学术的力量，对学术自由的干扰非常严重的，在西方国家有这样的历史，主要来自宗教和教会，大学和市场的关系和社会的关系越来越复杂，但是大学不是独立精神非常重要的特点。
　　
　　我想说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大学精神和大学制度，这两件事情是互为表里的，或者是一个事情的两个方面。一个大学的人文精神、价值和理念，只有通过一系列具体的办学制度才能够生根和落实，缺一不可，不可能说我有一个非常高的、先进的理念，却没有相应的制度做支持，相反的，现代大学制度也是为大学精神的滋养和发源提供了一个载体，没有这样一个制度保障，少数人的精神追求，非常先进的理念也很难产生和保存下来。大学精神稍微抽象一些，但是大学制度更为具体，比较抽象精神层面的价值，必须通过具体的制度体现。但是在改革开放28年以后，时至今日，每一个人对于现代企业制度已经能够耳熟能详，八九不离十，但是对现代大学是什么样的东西，能很简要说出一二三来，还是很困难的，不仅在在座的各位，在教育理论界同样如此，没有形成充分的共识，还是有待研究的问题。这个现象本身说明大学制度本身的滞后，现代企业制度大家很清楚，产权明晰，以追求利润为最大的目标，利润最大化为企业竞争的目标，有经营自主权。如果按这个标准评价，过去很多的企业实际上不叫企业，第一它不是以盈利为最大目标，就像过去在银行一样的，是各种各样的政府指令，没有自主权，按计划办事，所以它不是一个现代的企业，到目前为止，大多数企业经过这些年的改造以后，已经成为现代企业了，但是我们的大学多大意义上，大学的现代性恢复和重建更为任重道远。在大学制度和大学精神过程当中谈两个最重要的概念，或者我认为大学制度如果用非常简略语言表达的话是什么样的意思。
　　
　　第一，大学自治。
　　
　　第二，学术自由。
　　
　　第三，教授治校。
　　
　　第四，通才教育。
　　
　　第五，学生自治。
　　
　　如果有这五条，或者有三条，这个大学的现代性就比较清晰了，就可以感受了。如果这五条都没有的话，我们只能说，对不起你是一所近代大学，你是一所古代大学，离现代大学很远。我想简单介绍一下大学自治的概念。这个概念听起来很陌生和遥远，翻译成官方话语就比较熟悉了，叫大学的办学自主权，实际上大学的办学自主权这个目标在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就已经明确提出，在1998年高等教育法里面也明确规定非常详细，大学高等学校有八项自主权，可惜多数没有落实，为什么高等学校要大学自治，要有一个大学自主权，我们刚才讲到的，一会儿刘老师还会很详细的阐述，这是从大学社会主旨，从演进的历史当中产生出来一种管理制度，是一种学术的自我管理。尤其是要处理大学与政府、大学与宗教、大学与市场复杂的关系，所以大学必须要有自己的独立性，在社会上相对的独立性，要有自己的办学自主权。
　　
　　在西方国家，大学自主权形成也是经过漫长的演变过程，从中世纪到十九世纪、二十世纪，逐渐形成确定的面貌。在五六十年代的时候，美国联邦法院做了一项判决，最后确定大学自治的概念，在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意见当中，他们做了一个比较准确的表述，关于大学自治是什么样的概念？在一个大学中，自治就是自身的目的，而不止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如果它变成教会、国家或任何局部利益之工具，大学讲不再会对它的自己的本质保持忠诚，大学是为自由研究的精神所塑造的，大学的任务在于提供最有利于思维、实验和创造的环境，那是一个可以达成大学的四项基本自由。在学术的基础上决定谁来教，教什么，如何教和谁来学。谁来教，教师的资格评定，教什么，学校的教育目标，教育内容如何教，教学过程和模式，谁来学，选拔大学生的标准，这些都是大学自主权，大学自治基本的内容。
　　
　　我们知道在西方的大学校园气氛和我们不太一样，我们基本上还是高校有很多统一教材，有很多公共教材等，在很多西方国家，这一门课的教师对这一门课程用什么教材，完全由教师个人决定的，他有很大的自主权。大学自治，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在不同的国家边界各不相同，但是大致精神是相似的。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一点，到今天为止我们说大学要依法办学，国家文件规定大学是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法人实体，我们现在大学校长也是作为法人面对民事诉讼等等，但是我们知道，大学法制基础基本上还没有建立，这个基础是什么呢？每一个大学要有一个自己的大学章程或者叫大学宪章，我们到国外、到境外就可以知道，每个学校像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学校手册第一部分就是大学章程，著名一九五几年几月几号到香港立法局注册备案，这就是学校依法自治全部纲领性的文件，社会各界教师、职工都可以根据这样的大学章程跟学校打官司的，这是法律授予你的权利和责任的边界。我们现在所有的大学凭一本《高等教育法》办学，大学独立法人的位置如何建立？不就是一句空话吗？关于大学自治的问题还是有很多要做的。
　　
　　我们知道现在有些人在研究这个问题，也引进国外不同的文本，就像每个公司要注册一样，不是说哪个公司大就不需要注册，只有经过注册才具有独立利益的法人，国家才可以根据章程检查和评价。
　　
　　第二个重要的概念，关于学术自由，我们讲到，把它视为大学精神和理念，同时它也是大学制度。本质上讲，或者说在西方高等教育历史当中，最突出的、最重要的制度就是西方大学终身教授制，和我们的想象不一样，在国内的大学基本上都是终身制的，在西方它不是这样，由于发生了一些教授因为言论获罪被董事会赶走的事情，1905年斯坦福大学一个教授发表不同的意见，斯坦福夫人解除他的教职，引起社会性事件，以美国教育家为首开始捍卫教师职业保障，实际上保护学术事业，教师因为不同的言论和思想教职得不到保障的话，也是经过这样一个项制度，从1901年斯坦福大学一直到1915年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发表一个著名的宣言，确定了三项基本原则，第一教授作为学者和知识传授者享有言论自由，第二除非不称职或道德缺陷，教授职位必须保障和升级，有长期和终身雇佣的合同。第三，教授受处分前有申诉的权利。这就是终身教授制的来由。大学的学术自由，还出现在很多的方面，跟言论自由相联系的，有的扩展为三个自由，研究自由、教学自由、学习自由，学习自由针对学生而言，像西方大学学分制很大程度上体现学习自由的概念，大学的学术自由，对教师而言是研究自由和教学自由，对学生而言是学习自由，像这样的自由今天为止还缺乏认识，学校就是规定服从，不管你喜不喜欢，学生个人的意愿是非常微不足道的。当然，与学术自由相联系的是学术中立或者是学术责任，在二十世纪初的时候，美国的大学教授为了保障校园内的学术自由做出学术中立的承诺，大学教授避免卷入社会政治事务，避免对社会政治事件发言，你在自己的领域内活动，也就是保障学术自由条件，但是这样一个学术中立的价值到了六十年代以后就被打破了，由于社会的发展。在六十年代民权运动、反战运动高潮的时候，绝大多数的教授都走上街头和学生参加抗议示威，现在在大学和社会关系越来越密切的情况下，学者提出新的概念学术责任，用学术责任的概念跟学术自由概念相平衡，也就是说你有更大的自由，意味着你有更大的责任。
　　
　　第三，重要的制度，教授治校。和学术自由相似，但是还不完全一致。讲的是教师对学校事务的参与和管理权，它成为现代大学非常基本的管理制度，它的针对性也非常强，迄今为止，中国的大学学校管理模式是行政化的管理模式，也就是说机关的官员对学校事务有最高的发言权，是延续了非学术组织，政府组织的一种行政化科层化的管理，而这种管理和大学作为学术组织管理要求是很不相同的，或者说是非常不适应的。大学是一个学术机构，所以它必须实行学术内行的自我管理。是从管理学的角度，对不同类型的机构有不同的管理原则，对大学而言，学术内行自我管理非常重要。在教授治校的概念，1957年成为著名右派言论，当时费孝通等一大批学者，向中共中央上书，要求提出，也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出的，学术自由、教授治校变成右派言论，至今为止这八个字听上去还是令人有一点胆战心惊，政治有些不正确，实际上这个概念在我们现在改革话语当中大学的自主权，学术的管理等等都体现了这个，尤其是从2000年开始，国内有一大批大学开始实行新一轮的教授委员会制度的改革，从东北师范大学开始的，在所有的院系建立了教授委员会，包括中南大学、北京大学、人大等很多大学都已经在学院系建立教授委员会，东北师大做得是最彻底的，实行的是教授委员会领导下的院长系主任负责制，因为高等教育法已经规定，学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管理制度，并没有规定学院实行什么样的管理制度，为我们制度提供的条件，我们理工大学也在推行学院系的教授委员会制度，到底作为决策机构还是学术评价的机构，各个学校在实践当中赋予的功能各不相同，但是说明教授治学，在八十年代的时候，这个探索是非常成熟的，在当时最著名是深圳大学，当时校长是罗校长，他在深圳大学非常明确建立党委治党、校长治校、教师治学的模式，这个模式我们看去年中国高等教育上教育部人事司展开很长一段时间的讨论，这也是主流的观点，武汉大学党委书记党委治党、校长治校、教师治学，现代大学的管理和一百年以前已经很不相同的，大学已经成为非常复杂的组织，教授不可能直接处理很多复杂非学术的事务，在美国也是如此，美国有一个副校长，主管学校行政的，校长是学术领袖，是学校的形象代言人，公关主要的代表，这个制度会获得生命力，在中国的新一轮大学建设过程当中。
　　
　　第四，通才教育。实际上是大学实行的教学模式，它有很深刻的理念，这就涉及到大学教育和职业教育和中等教育，它的区别究竟何在？这个问题清华大学的梅校长已经讲得非常透彻了。梅先生最著名的概念就是讲到大学教育应该以通识为本，专识为末，大学教育培养现代时代的知识分子，培养学校的士，培养知识分子和专家这两者概念差别是非常重大的，虽然大学通向各个不同的职业领域培养具体工程师、律师等等，但是大学教育最高理想目标是培养承担社会责任、转移社会风气，具有很高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能够处理思考解决重大问题、复杂问题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和工程师和技术员、科学家的区别在什么地方？有一个人说过一句名言，能够研究员子弹是科学家，能够在反核宣言上签字的是知识分子，二战时期大量的德国的科学家沦为纳粹的帮凶，给全世界的知识分子敲响警钟，知识如果没有价值和伦理的制约，不一定能够造福社会，这就是特别通才教育，能够对专业之外更为重要的关于人生和社会的支持，关于法学、伦理学等有所了解，否则没有这样的社会关怀，这样子的专家走向社会其结果不为新民而为扰民，但是这种只受过狭窄的工科教育、技术教育的人，走向社会其结果不为新民只为扰民，我们今天看到太多只会扰民的专家，各种各样社会复杂现实有很多很深刻的原因，我个人认为其中有一条很重要的原因，社会各界的管理者，主要是五十年代狭隘的工科教育造就的，所培养出来的，没有学过环境保护，没有对自然和人类文化的遗产感情，不懂得教育投资的重要性，偏狭的工科造成的结果，连西直门的公交都设计不好，连西客站都造不好，基本的价值和伦理，只有技术没有文化。
　　
　　第五，学生自治。我们在学生自治的概念上比通才教育还要陌生，基本上已经成为教育事业当中消失了，但是我们翻一下半个世纪以前的文献无论蔡元培和陶行知大量关于学生自治的论述，学生自治是学校管理非常重要的准则，我们现在看频频举办大学校长论坛，东方时空也转播一些片断，很多校长谈起自己的成长历程和感受，自己认为在大学期间，60%的时间在课堂以外，我们把学生管理起来，怕他闹事，大学教育基本的功能是让学生自我学习和自我教育，培养自己的责任感，所以社团活动称为第二课堂，西方称为潜在的课程，隐蔽的课堂，除了上学以外，宿舍、校园、社团活动是学生最主要的生活空间，绝对不是从上课做作业培养出来的，专业技能从课堂上培养，作为人的培养很大程度上从课堂以外、来自隐蔽的课堂。从校园环境的校园文化可以看到中外大学最大的差别。这两年我到香港大学去得比较多，我的感受非常深刻，我说句不好听的话，在香港这些大学里，一个星期举办的学术活动比我们这些大学一年举办得还要多，而且学校都是由学生自主去办，到内蒙古沙漠考察，都是学生自主组织的。所以，现在有越来越多内地的学生进入香港的大学，考香港大学录取分数线要高两百分以上，社会活动能力、社会关怀，到香港会发现，为了投票、选举，社团通宵达旦开会，香港中文大学要实行国际化，把更多的课程改为用英语教学这样一项过程，学生和校长对话，非常深入参与学校当中。香港中文大学正在发起一场声势浩大的保树运动，还要建更多的大楼，砍掉更多的树，中文大学校长是非常渺茫的，学生对学校这样子的规划发起挑战，质疑，要求学校提供论证，派学生守护，大学的人文环境和人文精神，社会责任感，学生实际参与，学术自由与环境相关的。我们现在突然提出来觉得不合时宜，如果我们提大学生的自我管理和自我教育大家就比较容易接受，在这方面我们需要好好向国外大学学习。在香港中文大学的宿舍文化真是一个文化，只有一个专职教授，当舍监，其它所有宿舍的管理、维护和文化建设，它的文化建设不是抽象的，不是空话，女生宿舍经常举行各种类型女性的服饰、礼仪、家政等各方面的教育内容，有很丰富的教育内容。有一个管理委员会，管理委员会有很大的授权，很多方面都是我们不了解的。我们现在的大学对大学生活管理基本上就是管理，而不是让学生参与和自我教育。
　　
　　主持人：杨老师既从理论上阐述他对大学制度、大学精神的看法，又提供了很多实际上操作的，学校直接可以拿出来用的做法，同时又有一些具体的例子，非常感谢杨老师比较高质量的报告。下面还有一点时间，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要问杨老师的。
　　
　　提问：前一段时间我们学校里面，某一所工科大学吧，就是基本上是工科为主，理科、人文基本上是没有的，人文、景观是非常少的，一般进到校园里头看见，各种各样的设施的实验室，就没有其它的。本来我们的人文课程不是很多。前一段时间我们校长召开会议，人文两课占得时间太多，教育部的文件是不是有这么一个规定，如果教育部没有这个规定的话，我们把两课内容给换掉，做实验，这是极其危险的看法。这当然是在内部会议提出来的东西，就写了一个信，里面也传了一些资料，这个东西不能取消，本来就缺乏人文环境的大学，再这样做的话只会适得其反。
　　
　　杨东平：除了课堂以外就是课外，大学的学术活动，华中科技大学做得特别好，原来它也是工科院校，华中工科院，从八十年代开始老校长朱九思非常重视这个问题，华中科技大学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建立每周两次面向全校公共讲座，现在已经举办了一千多期非常感慨，我们很多学校举办讲座是非常困难的，作为理工科院长做人文素养文化教育是特别重要的，更为重要。
　　
　　提问：学生自治有这样的现象，我感觉仿照政府部门的结构部长、部长助理、秘书、秘书助理这种设置，机构设置特别健全，针对这样的现象，这也属于学生自治，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我们应该如何引导？
　　
　　杨东平：我们学生当中有很多的组织和社团，学生非常热衷于给自己印一个头衔非常显赫的名片，我是某某主席和董事长，这对成人文化的仿制，比较重要的是，学生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作用，关键是看学校给他提供多大的舞台。没有任何实际的参与，自己印一个大名片，自己自我满足一下。我举一个例子，八十年代深圳大学学生自治到了什么程度，叹为观止，八十年代已经做到，我们现在觉得天方夜谭。学校楼道里、校园里清洁工、厨房里的大师傅、工作人员、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全部都是学生，极少数的专职人员，操场、多媒体教室都交给学生管理的，我们现在敢把操场交给学生管理吗？他们还有一个学生纪律委员会，学生的道德争端，比如丢自行车、作弊该怎么处理，由学生的纪律委员会讨论决定，不是由校长党委会讨论。什么叫学生自治，就是要授权。

　　主持人：非常感谢杨老师，他在百忙当中抽出时间做报告。下面对杨老师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