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仅25岁的华为员工胡新宇，因工作任务紧迫持续加班近1个月，导致过度劳累，全身多个脏器衰竭，于日前猝死。但是劳动部门表示，目前在中国“过劳死”不属于劳动保障范畴，无法取得相应补偿。

    确实，在中国，迄今为止，“过劳死”在法律上仍是一片空白，没有明确的规定。司法实践多将“过劳死”作为“工伤”案件起诉，但是未见有胜诉的案例。

    上世纪80年代，“过劳死”似乎离我们还很远，曾大量报道过日本的“过劳死”现象。而今，“过劳死”已经走近我们，并呈现快速上升的趋势，而且已经蔓延到各种职业人群包括体力劳动者。

    对于“过劳死”，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曾讨论过多年，去年全国两会期间，又有人大代表正式提交议案，建议立法防止“过劳死”，但是终因被认为“没有可操作性”而至今未果。

    “过劳死”立法“没有可操作性”吗？我们知道，1994年日本劳动省就已正式把工作过度列为“职业灾害”，日本官方又在近年把“过劳”正式列为职业病的一种，“过劳死”被写进了日本法律，并不断得到完善。我们不妨看看，邻国日本是怎么对“过劳死”立法的——

    最初，日本有关“过劳死”的法规还不够完善，每年只有大约40%打赢官司，获得赔偿。 2001年底，日本又对“过劳死”的相关法规作出修改。比如，判断雇员是否因工作过度而死亡时，过去只考察雇员死前一周的工作情况，新规定则将考察时段延长到死前的6个月，考察在最后的2到6个月里，每月加班是否超过80小时，以此作为判断“过劳死”的依据。

    我不明白，对“过劳死”立法，为什么日本可行可操作，我国就不可行不可操作呢？！曾记否，尽管一些国家对“性骚扰”早有专门立法，我国人大代表也曾正式提交“反性骚扰议案”；但是，长期以来这项立法一直被认为“取证难，不具有可操作性”而束之高阁，直到去年8月份，新修改的《妇女权益保障法》才正式提出“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如果没有相关立法，“性骚扰”就永远得不到有效的遏制，保护妇女权益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现在，长期加班加点的“过劳”现象十分普遍。有关调查显示，上海有42%的企业员工每周工作时间超过50小时。我们同样应当认为，如果对“过劳死”没有相关立法，用人单位不用承担法律责任，“过劳”现象就不会得到有效的遏制，保护劳动者权益也完全有可能变成一句空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