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客中国专栏作家交流联谊会暨《劳动合同法》研讨会
 

时间：2006年6月17日（周六）下午14：00—21：00

地点：北京海淀区白石桥中关村南大街36号 湖北大厦13层1号会议厅（中央民族大学东门对面）

直播地址：博客网将会对会议进行现场图文直播，

章立凡：我们是在重复资本的二次原罪

章立凡：我没准备，不是研究这个领域的，本是想来听讲和学习的。今天听了常教授、王教授和于老师的谈话以后，有一点感想。我们现在改革的理论，或者说执政理论，实际上是处于没有突破的状态，所以很多问题不能自圆其说，比如宪法规定“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现在工人阶级处在什么样的地位，大家都很清楚，实际上主人是下岗的，公仆是当家的，现在实际上就是这样一个状态。

宪法还有一句：“阶级斗争还在一定的范围内存在”。我们多年来很厌烦“阶级斗争”这句话，搞得实在太多了，现在回头看，这句话又有价值了。这是我的第二个感想。

第三个感想，我们现在讨论《劳动合同法》涉及到剩余价值问题，涉及到资本原始积累问题，这几天正在看马立诚先生那书《大突破》，讲私营经济的。我也有一点感想，中国近代民族工商业的原始积累，是从十九世纪洋务运动那个时候开始的，到1949年共和国成立之前，原始积累已经进行了一轮，该犯的罪都犯了，该掠夺都掠夺了，第一轮原始积累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成立了一个共和国，大家希望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然后通过土改，把土地的所有权该变了，把工商业的所有权也改变了，忽悠来忽悠去最后都到国家手里了，国家把能垄断的都垄断了，但是垄断的后果怎么样，我们也看得很清楚。垄断后造成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一是在毛泽东时代的，他把原来资本原始积累那一批财富最终通过公私合营变成国家的了。二是到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开始了第二轮的原始积累。现在劳动法、劳动合同法要解决的，是第二轮原始积累的合同关系（或者是宋律师讲的秩序关系）。等于在一个世纪里头，资本犯了两次原罪，社会成本是重复支出的。后果已经造成了，谁也没有办法，反正社会要这么走，过去的错误已经犯了，但是至今对过去的错误没有总结。副总编刚才讲到我那篇《改革没有回头路》，我是在思考，是不是改革开放这二十多年来的历史问题，也该通过讨论有一个决议。你总得轻装前进吧，总不能改革这么多年，包袱越背越重，还要负重前行，包括前朝的包袱都背着它，我们要往前走，那样走法是比较疲劳的。

我是出于专业的角度，曾经谈到这样的想法，跟今天的题目有一点远：中国人的权利意识在唤醒。梁启超讲，几千年来中国是国家对人民有权利而无义务，人民对国家有义务而无权利，这种状况确实因为改革开放得到了关键的转变，大家开始意识我有权利了。股民，我买了股票了，我认为对这个企业有权利，虽然你管理层或者是大股东在控制这个企业，在忽悠我们，但是也意识到，我不能总让你忽悠，我也得有我的权利，现在劳动者也意识到了。为什么要出台这样一个法？肯定是社会矛盾已经积累到那儿了，不解决不行。我不是贬低法律，法律一般来讲往往是技术层面上的东西，真正道德层面或者政治层面上的东西，实际上先于法律都已经发生或者存在了，只不过法律现在要补救和追认。我们要出台法律。但是这个东西是不是能够起作用，我也持怀疑态度。现在的执政党说，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先进文化的代表，代表绝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绝大多数应该包括劳动者，首先应代表劳动者的利益，这也是我们立国的根本，共和国成立为什么？不就是要推翻三座大山，人民要当家作主。回到立国时候的理想来看。现在有很多东西是一种悖论，这个悖论的出现也是我们这个体制多年所形成的问题，为什么形成，我看也不必详述了，在座大家都很清楚。

我当然希望这个法律起草得很好、很完善，但是法律可能有很多解决不了的东西，要通过政治体制改革解决，首先执政党本身得有这个意识，这些问题不解决，对于执政会产生很大的困难甚至是危机。是否意识到这种严重性？是否能够通过健全法制以及政治体制改革来解决社会矛盾？我认为政治体制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实际上是两个层面的东西，不要偷换概念，两者不可互相替代。政治体制改革是全局性的，行政体制改革是技术层面的，我想根本出路还是在于政治体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