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个社会能让富人活得自信，富人的价值观与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基本一致，富人的乐善好施成为社会财富再次分配的重要渠道，这个社会的治理就大抵获得了成功。

　　在许多情况下，一个社会不该限制富人的消费，哪怕这种消费显得奢侈。因为富人对某些奢侈品的消费可能是其他阶层跟进消费的重要条件。十几年前几万元一个的“大哥大”是富人身份的象征，现在，性能更好的手机已进入广大农户家――这是一种规律。一种新的产品出来，开始时批量小，成本也高，富人开始购买，使得批量逐步增大，产品的成本便逐步下降，价格变得越来越低，收入低的人群就买得起了。汽车的普及也是如此。   
 
　　但上面的情形并不具有普遍意义，比如在富人对土地的消费上。土地是不会批量生产出来的。前不久偶然看到北京市的一张消费地图，上面标出北京市的高尔夫球场有好几十个。但对于这样的“贵族消费”，普通百姓是很难跟进的，球场的使用费也不会因富人多消费而降下来。还有一些富人食用珍稀生物，食用的数量越多，珍稀生物的存留量就越少。凡这类享受，不论富人多么努力先行一步，广大普通百姓也很难跟进。

　　所以，我看在这些方面不需要对富人的消费给予鼓励，相反，限制或禁止倒是十分必要的。例如，富人们食用珍稀生物就应该禁止，而高尔夫经营场所则应该向国家交纳特殊的行业税。至于土地的占用，如果富人不是为了亲自耕作，则可以对富人拥有或占有土地提出限制办法。比如，如果富人进入农业生产后只当地主，不亲自管理农场和耕作土地，仅仅雇佣农民干活，国家就可以把各种有关支农的补贴直接给耕作土地的农民，而不是给地主。

　　上述的富人消费实际上是两类，前者是消费的供给竞争性领域，后者是消费的供给垄断性领域。在前一领域里富人通过自己的消费使市场扩大从而为社会做出贡献，在后一个领域富人通过纳税向社会做贡献。按经济学的道理，富人的这种贡献也算不上牺牲，因为他们从消费活动中获得了福利。在获得和付出之间是不是形成一种均衡，完全由富人自己的理性来把握。在后一种情形下，政府制定的税收“价格”会对富人的消费量产生影响，而政府定价的依据应该是相关活动中社会边际成本与社会边际收益的均衡。但这种均衡的把握不容易，需要一个“聪明”的政府。

　　还有一个通道也可以使富人花钱成为社会的积极因素。例如对社会尊重的需求。通常，一个富人可以通过做慈善事业获得尊重。但“尊重”是一种昂贵的“物品”。社会给富人开的价码是不同的，富人越是有钱，要获得尊重的价码就越高，这迫使富人要拿出相当的钱来获得社会的尊重。这就构成了富人与穷人之间特殊的交易机制，交易的结果是富人和社会之间各得其所。

　　如果一个社会不能做好“安富”这件事情，富人以及富人的消费就可能成为社会不和谐的因素。如果财产规则不健全，看起来可能使一些人一夜暴富，但富人们终归心存恐惧，不免选择醉生梦死的消费方式。如果公共生活规则不健全，富人们难以通过社会活动服务于公共部门，难以赢得尊重，结果也会使富人们挥金如土，激起社会的仇富心理来。

　　《中国新闻周刊》 　2006年08月11日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党国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