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们再回来说“句子和句子白相”——这可以是一种写法、一种读法，也算一种说法。但不能说下去，说下去，就弄得像在讲理论。

木心先生平日说话不谈理论的。不是看不起理论，不讲理论。他常说，纯理论的书必得用心用力啃一啃。譬如说到拜论，写诗写文一派诗意一派狂言，死后别人检出拜伦读过的哲学书，空白页面写满诗人的心得、注解，很用过功夫的。木心《塔下读书处》一文，也曾记述茅盾先生藏书中的眉批，蝇头小楷，恭谨而恭敬。

我不是读书人，这等功夫丝毫没有的。而我读画读书另有一项偏见，就是看“用笔”。

什么叫做“用笔”呢，却是不好说。譬如印象派，马奈德加，笔笔漂亮，美国印象派诸家再怎么学，笔法太苯，笔迹太重，笔意太俗，笔路太少。毕沙罗塞尚的用笔，大巧若拙，大拙若巧，比德加的流利精准，境界高得多。国画更不必说，要是倪瓉董其昌果然看进去，口味就会刁，可是再看看钱选李思训顾恺之，用笔大妙，看得你不知如何是好。

国画与书法讲“笔性”，意思是说，你随手画画写写，只要笔性好，练下去，就会有造化。所以我招生很痛苦，因我不在乎孩子们是否训练过，不看重考试怎么样，我只看他手下笔性好不好：笔性不好，画到老，名满国中，还是笔性不好；笔性好呢，看看好画，点拨点拨，就不必多管他——西画的道理也一样。毕加索马蒂斯那怕再差的画，只看用笔，便是享受。达·芬奇是连随便画个什么机器武器小草图，那铅笔划来划去，也看得我心神摇动，吃不消。

这恶习影响到读书：用笔不佳，我就看不下去。但文章的“用笔”作何解释呢？

顶管用的办法就是书页翻开，文章在前，一笔一笔读，一句一句比。可缘引的坏例子太多了，引不过来，好例子也多，还是读鲁迅。这里只限《朝华夕拾》的篇目，只选全文的首句——以我看，就是用笔好：

“东京也无非是这样。”（《藤野先生》）

“衍太太现在是早经做了祖母了，也许竟做了曾祖母了；”（《琐记》）

“长妈妈，已经说过了，是一个一向带领着我的女工，说得阔气一点，就是我的保姆。”（《长妈妈与山海经》）

……

当然，这样地引几句不说明什么，文章总要读下去，读完了，才算一件事。哪位若是觉得“这有什么好呢？”、“这就算用笔么？”我也无词以对——艺术全是道理，又讲不得道理——我只在讲自己的恶习：我之所以几乎没法子读今人写的文章，就为这恶习。

所以当赵鲲与李静同志对木心小说几分失望，我能理解的。我们的文学观长期以来是以“小说”为“文学”，而什么是“小说”早有一套定规的。总之不写小说不能算文学家，不写长篇，更不能算——都有道理的，虽然赵鲲李静未见得是这意思，但我所陈述者只是自己的偏见与恶习，就是：我读文章，不管它是小说、是散文、是随笔、是诗、是理论，我留心“用笔”——此外，即玩味“句子和句子”在那里“白相。”

据说中国目前每年上市长篇小说一百多部——另有一说是好几百部，我不清楚——说起写长篇的超级大腕，托尔斯泰该是没争议的，二十世纪现代文学写手说起托翁也都拿他没奈何。上周随便翻到他在巴黎目击死刑的笔记，“用笔”之好，而且简洁：

“我七点起身，出外看死刑。只见一个强壮而白白的粗头颈和胸膛，他吻了一下《福音书》，于是——死亡。多么没有道理！”

他在小说中多次写到死亡，详详细细，篇幅占到半页乃至数页。可写到真的死，竟止寥寥几笔。多年后他在《忏悔录》中再次回忆这次经历，仍然简洁：

“当我看见那颗头颅离开了身体，它们如何地分开装订在匣子里的时候，我了解了，不是用我的思想而是用我的全身心了解了……。”

我不太相信翻译。俄文原文是怎样一种效果呢？恐怕更简洁、更有力。 “他们不喜欢这部长篇小说”，有一次托尔斯泰谈起《安娜·卡列尼娜》：“因为写得太质朴了。” 而当《复活》中描写玛斯洛娃从监狱中走出受审的模样，他修改了几十遍。

长篇并不等于密密麻麻的字句，而俄国小说正是出名的长、铺张、没完没了——我清楚记得文革中林彪副统帅不知为了什么事，居然在会议中向高干们引述托尔斯泰一件事，说是他命令仆人追回运载正稿的走远的马车，只为修改一句话，一个词。

这样地计较，便是我所谓的“用笔”么？就是所谓“句子和句子白相”？

所以艺术很麻烦：到了讲道理的关节，正是讲不得道理处。你硬去讲，讲讲就道理讲跑了……容我再声明一次：这是我的恶习与偏见，不足论的。

顺便一提，木心小说集《温莎墓园日记》中，我最偏爱的是《七日之粮》，还有《西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