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云矿难，有多少震怒可以重来？

萧锐 

自5月18日左云矿难发生至今已历十数日，五十六位矿工兄弟仍旧被困井下，生死不明，与最让我辈揪心的遇险矿工救援进展的报道同时，拥堵在各大媒体的则是近年来历次矿难都不鲜见的“各级领导高度重视，某某领导重要批示，某某领导第N次怒斥，某某领导纷纷赶赴现场”云云。昨日看到一则消息，说的是：山西左云县县长等因矿难被免去党内职务。“中共左云县委28日11时召开常委会，决定免去左云县县长张明生的县政府党组书记、分管煤炭的副县长施录的县政府党组成员职务。”

这是自“27日中共大同市委免去张明生的县委委员、常委、副书记职务”和“26日左云县张家场乡党委书记、乡长、乡人大主席团主席等三人被地方党委的纪律检查部门双规”和“19名责任者被刑事拘留”后第四个关于左云矿难相关领导责任人问责的新闻。当然，问责“举措”不可谓不快，追究瞒报事故责任也不可谓不严厉，但是看着这样“让人欣慰”的消息，笔者还是觉得说不出的别扭。

首先，为什么不见“引咎辞职”？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八十二条明确规定：领导成员因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社会影响的，或者对重大事故负有领导责任的，应当引咎辞去领导职务；领导成员应当引咎辞职或者因其他原因不再适合担任现任领导职务，本人不提出辞职的，应当责令其辞去领导职务。

但是，迄今为止，我们没有看到从乡、县、市直到省的相关主管领导对矿难的发生表示过要引咎辞职的意思表达。更没有人主动提出自己该承担什么责任？回想我国出现的那么有数的几次所谓“引咎辞职”先例，不难发现，从2004年吉林市市长刚占标因中百商厦特大火灾引咎辞职到海宁市市长张仁贵因海宁“2.15”特大事故引咎辞职，从中石油总经理马富才因川东钻探公司井喷特大事故引咎辞职到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谢振华的引咎辞职，细想起来依然只是官场特例而已，没有也根本谈不上引咎辞职的制度性推进。这样的情况下，引咎辞职仅仅能停留在道义责任的层面，只能基于责任人在法律责任之外的道德自觉。这样看来，没有歉意，我们只能理解为这是中外表达感情方式上的差异；没有辞职，我们也不能人为拔高已经“高度重视”的官员们的荣辱观了！

那么其次，为什么没有人大代表提紧急罢免提案？

既然我们的官员，我们的相关责任人，没有引咎辞职的道德自觉，而我们只好也只能看到由党委出面来问责来“免去党内职务”了。但是，笔者愚钝，那就又不懂啦：既然是党组织出面走组织程序，为什么真正在各个地区负主要责任的的党委一把手不免职而偏偏免一个副书记二把手的职务？不是在什么时候都是说书记要负主要领导责任吗？不是说要加强党委书记的一元化领导吗？这样的“免去党内职务”不仅对象错误，而且给公众透出一个避重就轻的错误信息。那么，如果说免职的主要针对对象是这个“副书记”作为县长的行政职务，那么就更不能由党委来运用组织程序单单去免一个副书记就解决问题啦！这就需要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各级人大来主动行使罢免权。只有这样，才能理顺问责程序，不至于出现这样一次又一次的以党代政现象的出现！我们的人民代表到哪里去了？张家场乡也罢，左云县也罢，大同市也罢，为什么没有人大代表行使提出紧急质询案、人事罢免案的权利？是的，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的人大发展状况，尤其是作为内陆省份的山西的人大代表状况，当然，怀有善良民意的我们又一次不能苛求！

左云矿难，不是第一次，也注定不会是最后一次！面对突发公共危机事件的制度化处理，不能在领导的一次次批示、一次次高度重视、一次次震怒中满足于安抚家、赔偿损失、追查责任而忘却我们一次次提到的缺失良久的问责机制！如何从根本上预防矿难尤其是象左云这样的“人为瞒报”的人为矿难的发生？我们需要思考的就不仅仅是问责谁与追到哪一层的问题了，我们需要思考的还有关于宪政与矿难、权力监督与制衡、党政分开等诸多既新又老的绕也绕不开的问题…

     左云矿难，我们在为尚生死不明的矿工兄弟祈福的同时，我们更要为明天

更多的矿工平安工作找寻制度性保障！

所谓“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我们不希望悲剧重演，我们更不希望用一次次领导的批示与震怒去临时抱佛脚地应对事件与问题！有多少震怒可以重来？面对一颗颗鲜活的生命以及他们背后一个个家庭，我们不能，我们也不敢！

                                           2006年5月29日夜

相关新闻链接

山西左云矿难瞒报事件新浪专题：

http://news.sina.com.cn/z/sxzykn/index.shtml

山西左云县县长等因矿难被免去党内职务：

http://news.sina.com.cn/c/2006-05-28/19549050026s.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