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年前，我经常读郑成思的文章，很受启发，经打听知道他是知识产权的大专家。

   2002年，我在牛津大学做访问学者期间，剑桥大学的知识产权教授科尼什先生到牛津大学讲学，知道我来自中国后，就大加赞扬中国的郑成思。后来，我了解到，科尼什教授就是郑老师在伦敦留学时的研究生导师。

    我有幸见过一次郑老师，那是2004年6月8日，在中国知识产权培训中心举行的《国家知识产权战略专家座谈会》上。他很消瘦，思维很敏捷，第一个发言，话很好懂，很富有逻辑性和说服力，给人平易近人的感觉，没有大法学家的架子，发言完毕就提前退席了。有这样的专家在，气氛缓和了许多，我作为一个普通的专利律师那天下午才敢发言。

    2005年4－5月份，我就知道郑老师患病了，而且很严重。那时，日本经济调查省为了纪念中国专利法实施20周年，准备出版中国知识产权专家的论文集，主编是中国知识产权泰斗之一魏启学先生，郑老师提交手稿时说，“这也许是我的最后一篇论文了”！魏先生告诉我这一情况，郑老师病重期间，仍然为知识产权事业而努力，使我深受感动，我当即表示一定把论文写好。现在，每看到这本论文集，我就想起郑老师。

    大师去了，我知道得太晚。2006年9月15日下午，前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秘书长赵国虹老师发来短信，说“郑教授、金秘书长最近先走了，知识产权事业需要你我他，大家都保重健康，才能继承他们的事业”。我马上在网上搜索信息，准备去向郑大师告别，可惜晚了，当天上午法学界就隆重送走了郑大师。因此，只能写此文，表示悼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