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顺风

    在二战前的欧洲，中产者成为社会本亏的替罪羊，思潮和舆论都不约而同的诋毁和贬抑中产者，犹太人成为中产者的典型代名而遭遇空前的历史性迫害，他们被认定为懒惰、投机、堕落、钻营的社会的渣滓和寄生虫，一些政治力量将社会的愤恨引向他们，以从中转化出自己所需要的不可告人的力量。

    在当代，中产者成为世界发达国家的中坚，美欧都成为中产者的天堂，所谓的稳定的社会结构源于庞大的中产者的理论达到顶峰，作为舶来品，中产社会稳定论很快在中国泛滥和滋长，中产者成为社会问题的灵丹妙药，成为超阶级、超道德和超国度的新梦想的新源头，这种思潮从很多不同的意识形态方向都得到拥趸，他竟然可以被这么多种社会方向和流派视为自己的知音，被视为实现自身的一些目标的重要工具。

    我们不由不惊讶于中产者理论的中庸性如此之大，他为什么能被这么多的矛盾各方所接受？我们更惊讶于中产者理论的外衣如此纷纭，他为什么在中国的土壤下风光无限，甚至隐隐然扎根于政府的文件报告之间？我们还不由不思考和谐社会的根基，真的就是因为产生了一个“庞大”的中产者吗？对于以上问题，需要分三个角度思考：

    一是中产者的庞大规模，在稳定的状态下持续发展，可以达到什么样的水平，在中国构建出一个可以影响社会整体的新结构力量？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测算标准，我国中等收入阶层正在以每年1%的比重增长，预计到2020年，中等收入阶层将有望达到40%左右，社会结构也将实现从“葱头型”到“橄榄型”的跨越。可惜，中国的中产者达到一个基数，比如中国人口的“40%左右”，本身就是一个艰难而长期的跨越——中国必须在类似的环境和条件下维持一段时间的速度，经过持续稳定的发展，才可以在十几年后到达一个新的稳定，在此期间，即使按照中产者稳定论来看，也没有足够的证据保证有持续类似的发展环境。

    二是在爆富和赤贫之间的中产者，是否可以推动形成了中国纺槌型的社会布局？据测算，我国还有近5000万人没有解决温饱，最贫困的20%的家庭仅占社会全部家庭收入的4.27%,而富有的20%的家庭则占有全部收入50.24%，“葱头型”社会的一头状态将持续很长时间，中产者增长的社会影响，是否能够匹敌最贫困一族的增长？在一个“葱头型”社会面前，如果我们寻找其中的社会重心，那么怎么可能会最终定位于简单的长轴的一个中心点呢？答案很清楚，“葱头”到“橄榄”不是仅仅通过中间部位的突起就可以实现的，最艰巨的任务不在中间，而在给“葱头”的底部消肿——解决以农民为中坚的社会底层的收入增长问题，尤其是农民占中国现人口的60％。

    三是中产者是否真的不再需要面对欧洲二战前的指责，他们已经成为代表社会道德、进步、文化、时代潮流的洁白无暇的小绵羊了吗？中产者在西方基本和以职业标准划分的白领阶层相对应，一般来说包括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销售人员和普通办公室人员，他们往往拥有能持续发展的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 以及相应的生活方式和社会意识，知识分子成为者的中坚，而中产者成为社会矛盾的缓冲。但是，知识分子和精英的文化和道德是否真的对称？我们应该相信，中国社会中最质朴、最先进的力量还是来自底层民众，任何精英代表进步的观念不仅仅是一种简单倒退，更意味着一种时代性的愚蠢，草根虽然没有后天的教育优势，但是他们在总体上传承下来的先进思想的素养是谁也无法抹杀的，草根中产生的精英与在精英的流水线中产生的精英容易让一些人的实现混淆，但是我坚信，前者中更多的才是真正的“精英”。虽然目前已经很少有人提及知识分子的列根性，似乎持这样观点的人就是极左的异端，但是并不代表知识分子在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中真的变得非常的纯洁了。

    据美国未来协会的估计，在2010 年，最富有的人将是知识大亨们，估计将会有60～70％最挣钱的工作岗位将为他们所把持。知识大亨是知识经济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无论从教育、医疗、科研、文化等众多领域，事实早已经证明知识分子并不是圣洁的天使，他给中产者染上的保守、阴冷、钻营、尔虞我诈、势利、庸俗、贪婪、耽于享乐的无穷弊病——知识就是力量，但是没有谁说，知识就是道德。

    我无从得知中产者稳定论舶来于何国、何方，但是，社会的稳定必须从整体的社会结构中寻找答案，在“中产者能够让社会稳定”的美好描述中，将中产者的培育置于低产者、无产者的教育、扶植、组织、激发之下，是不是也在冒着一个“2020之赌”的圈套的风险呢？现实的中国更加重要的工作是面向庞大的“低产者”，他们远远比中产者的培育重要——我坚信，“葱头”不削去底部，出现的不会是“橄榄”，至多是一个怪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