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关于中国人或中国农民的种种陈词滥调中，有一种说法是中国农民不大能够合作，相比之下，欧美人似乎更善于合作。例如，有的欧洲国家农村有上千年的合作社传统。我以为这种比较纯属妄想无知。    

政府控制和农民合作往往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

    中国农民的合作传统，可以由史学家写出一本大部头的著作来。我只想说一个规律性的东西:政府控制和农民合作往往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政府控制越是严密，农民的合作也越是困难。在一些偏远的地方，因为政府鞭长莫及，农民彼此便建立了非常稳定和有效的合作关系。这种案例很多。

    山西省偏远的永济市出了一帮热心公益事业的妇女，把农民合作事业搞得有声有色。1997年，寨子村学校一名叫郑冰的女教师出于一些考虑，把周边的一些农民组织起来参加“科技中心”活动，农民的热心激励了她，并促成她第二年辞去教职，联合当地一批妇女，成立了“妇女科技文化活动中心”。中心成立起来以后，各种合作事业搞得红红火火，引起了当地政府的注意。政府官员发现，一些公共事务委托这个组织办理反倒更有效率，政府与农民的关系也更容易得到很好的处理，于是便给这个组织以很大的支持。2002年，政府有关部门允许这些农村妇女注册成立了“永济市农民协会”。据我所知，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合法登记注册并被冠以“农民协会”的第一个农民组织。    

公共领域的权威不单只有政府权威一种

    中国农民并不缺乏所谓合作的素质，而是缺乏愿意和他们公平合作的社会外部力量。遗憾的是许多人常常反过来看问题，他们总在瞪大眼睛看农民是如何不愿意合作，而对破坏农民合作的力量或制度视而不见；他们在这种认识的支配下，心里总打着改造农民的算盘。

    任何一个人的生活都有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这两个方面。私人领域的效率如何，我们一般不用操心，但公共领域的效率高低常常是一个问题。人们只要在公共领域活动，就一定需要一个权威，否则，公共事务就难以协调。对这个权威，我们常常在理解中会发生错误，以为只要是权威，就一定是政府的权威。其实，离开政府，民间自己也可以通过一定方式产生出大家认同的权威来。所谓民间合作，就是民间独立于政府而建立自己的权威机构，并在这个权威机构的约束之下实现公共领域的集体活动目标。    

政府替代民间组织会出现效率损失

    中国人乃至中国农民在民间是可以合作的。但是，实际生活中我们常常见到的是合作的困难，这又是为什么？这里两个故事也许可以为我们提供答案。

    一个是从李昌平那里听来的故事。在湖北某地，有一座大水库，水库里有鱼，库区部分农民靠打鱼为生。鱼当然不属于某个私人所有，但这里并没有发生“竭泽而渔”的事情，他们自己有规矩。后来，政府在这里设立了一个“渔政所”，事情便起了变化，渔业资源受到破坏。

    另个故事，说的是某地一座河堤出现一个小豁口，有农民报告政府，政府官员视察后不以为然，还批评农民谎报灾情。后来豁口被冲为大缺口，农民又上报政府，政府官员视察后说这不够立项标准，于是不予理睬。第三年，那河堤发生大缺堤，政府组织了大规模的抗灾自救活动，国家拨来了大量救灾物资，同时在这次事故中涌现出不少好人好事以及救灾有功领导，在媒体上被广为传诵。

    从上面两个故事，我们也许可以发现一个事实，政府替代民间组织的作用并不总是有效率的。在大多数情况下，政府替代民间组织以后，会出现严重的效率损失。可能在一定的范围里，政府的活动才是必要的。如国家安全、社会公正、环境控制、大型江河治理等，大概是政府应该操心的事情，其他许多事情，政府没有必要直接插手。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党国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