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的稳定需要在全社会建立核心利益体系，对这种体系起到有效、终结维护作用的就是法律。而在中国，之所以出现不同的利益群体制造各种不同版本的舆论导向，与法律体系在中国正处在“失守”状态有着直接的关系。

同样一起刑事案件，不同的法官审理会出现不同的量刑；人情官司和司法部门的腐败也成为中国非常严重的问题；一部法律的出台往往需要搭进去几十个脑袋才“千呼万唤始出来”。更为严重的是：中国现行的法律体系，往往都夹杂着五花八门的部门利益。比如，《水利法》由水利部起草，因此它把“水利维护费的收取”作为一项重要的条款，而实际上如果真的按规定全额收取，恐怕中国一年就能造十个三峡工程。与此同时，凡涉及到部门利益的专业法律都有形无形地涵盖着“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和权威”的影子。全国人大法委会如此炮制，地方法规、制度更是如此：北京出台了“乱按喇叭罚五千”的条款；审计部出台了“所有违规收费，不管收取的是不是老百姓的血汗钱，一律上缴国库”的条款；国家版权局要求全国卡拉OK每间包间，每天至少要上交15元的“版权税”（这笔收费不是用来鼓励正版事业的，而全是收取国家和有关部门所有）。因此“许可收费”成为了中国法律的代名词，各利益部门间“法斗法”、“人斗人”现象不断，江苏海安县甚至出现了“运政部门招聘无业流民，冒充乘客坑害无营业证车辆驾驶员”的丑陋行径，各地“公安”打“交通”、“交通”拦“公安”等现象时有发生，这都是部门利益使然，而这些部门利益都是受“中国特色法律体系”保护的。

收费和罚款更成了中国法律条款“两大支柱型”特色条款。凡有法就有罚，这当然是无可厚非，但能不能加一些“取消从业资格”、“削减资信等级”、“强制学习改正”这些条款呢，减少罚金与部门利益的联系，以改变中国法律体系在国民心目中自恃和“与民争利”的形象呢？这显然在当前核心利益缺失的社会里，已很难做到。

有一个生动的例子：全国人大关于交通“费改税”的决议已经生效，而交通部门却在2006年再度征收养路费，因为质疑养路征收的合法性，律师周泽最近被交通部门指责为“挑战国务院威信的人”，俨然对交通部门的人来说：在由他们征收养路费的问题上，法律并不重要，突出国务院的“权威精神”更重要。我不知道交通部门是不是遵守国务院相关规定最好的部门，但交通部好像因“乱砍公路旁的树木”曾受过国务院的批评，而最高人民法院经过好长时间的“酝酿”，已经要求国务院撤销《公路管理条例》以及国务院转发的有关同意养路费征收的规定，看来国人还是知道法律的“失守”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

但从另外一方面也说明：既然国务院但会出台违反法律精神的文件，中国法律体系还是有“全盘崩溃”的危险的。现在国人还有多少人相信法律会为自己讨回公正？民工不爬上高压线杆、不“卖自己老婆的乳房”，有关部门的“法律武器”根本就不能迅速地“拿着住”，各种非直接利益冲突“方兴未艾”，也是因为“个体权利得不到维护”，才自发形成“利益维护群体化”。不相信法律，是一种社会的最大危害，这是长期以来中国法律体系不健全造成的，而法律体系之所以有“全盘崩溃”的危险，这与社会核心利益没有形成有着重要的关系。

有人会说：中国人有自己的核心利益，发展经济和祖国统一嘛，其实这是国家核心利益，社会的核心利益是另外一码事。早在法国大革命期间，西方国家就形成了以卢梭、孟德斯鸠、伏尔泰等人倡导的“平等、自由、民主”等的核心社会利益，法律体系也是在此核心利益基础之上建立、完备的。因此，美国人肆意打击别国，是出发“核心国家利益”，而干涉别国内政，指责别国人权问题，往往是出于“核心社会利益”出发的，而所谓“维护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权威”，或者其它任何部门的“权威”，俨然不能成为中国社会的核心利益。

不论是国家机器，还是社会的每一成员，对维护法律体系的最高尊严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假如国家法律体系继续尊严扫地，一方面人人不相信法，另一方面人人不尊守法，那总有一天法律体系会“全盘崩溃”，那就是类似“半封建化”和“文革时代”黑暗的重新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