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03年，还是一名大一新生的我与舍友步行近十公里到市中心，毫无目的，几乎只是为了消费年轻人涨溢的精力。在筋疲力尽坐公车回校时，已是华灯初上，我仍记得那时我看着窗外，对未来充满着文学式的迷茫与惆怅。到了2005年的大三，我已经开始用一名准知识分子的目标来要求自己，自然的，我内心中充满着对社会幼稚但自以为是的批判和对自己知识匮乏的焦虑。
这种焦虑使我养成了一种阅读强迫症。我放弃了喜欢的小说，开始广泛涉猎经济、政治、社会学、管理学的著作，并努力从中发现一种被我随推崇的公共知识分子们提到的迷人之处。
我必须承认，我向知识分子的进修之路是从模仿开始的。我的书单上列满了由许知远、吴晓波等人推荐的书籍。带着这些人的观点去读德鲁克、李普曼、海明威（作为记者的海明威）、哈耶克、萨义德，并顺着这些经典人物的喜好去搜集更多的书单与阅读对象。
我的阅读是一件混乱且毫无系统的知识复制。我记住了以赛亚·伯林与《日瓦戈医生》的渊源故事，却对他的两种自由观点缺乏更深的理解；我对凯恩斯“有教养的中产阶级”生活心存向往，对他的经济理论却几乎一无所知。我只是单纯的将那些作者所记述的故事复制粘贴到我的大脑里，充当了一个故事的储存仓库。
二、
中国当下正在沦为这样的仓库。自19世纪严复们将西方的思想引入中国之后，中国的传统文化便不断的遭到破坏，但破坏之后我们显然没能进行新的结构。诚如新加坡李光耀学院院长所认为的那样，亚洲在摆脱了西方政治上的殖民统治后，又沦为了其思想上的殖民地。我们一直喜欢标榜自己五千年的灿烂文明，却对当代中国思想的进步缺乏贡献。
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第四大经济实体，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不过中国古代格言所描述的那种“仓廪实而知礼仪”的世界并没有伴随着经济的腾飞而出现。
中国的海尔走向了世界，中国的联想成为世界最大的pc机生产商，而中国的管理思想仍是来源于德鲁克、汤姆·彼得斯。我们曾对日本商业届推崇《三十六计》而自得不已，可中国版的“三十六计”“鬼谷子”系列书籍又很少能登大雅之堂，生搬硬套闭门造车的作品无疑缺少成为经典的气质。
谈到美国的历史，我们总是一脸的不屑。二百多年的历史相对于五千年显得是那么的不值一提。但是美国却在这短短二百年的迅速发展中摆脱了英格鲁—萨克逊文化对美国的影响，在各个领域建立起自身的文化体系。我们五千年的文明传统的瓦解过程中，这二百年的文化起着相当大的作用。
三、
我尝试对这些现实进行分析的时候，才发现我陷入了一种我所批判的状况中。无论是中国人对于西方思想的单板复制，还是中国过度追求短视利益而忽视了创新与创造，这些观点都来源于我经常接触的知识分子，我的文字显然是另一种复制而已。
三年的大学生活并没有让我学会如何进行思维上的创造，虽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一直在喊着“创新”这个口号。我们习惯上把这些作为抱怨中国大学教育制度落的一个例证，但是从没有觉得应该创新一下思维来批判大学生自身的态度。
我们思维上的惰性和贪图安逸的学习态度，不但拒绝了我们所批判的学习制度对我们进行提高的努力，而且使我们缺失了一种自我完善自我更新的决心和毅力。
我们更愿意呆在网吧里玩一天游戏而不愿意去认真做一次老师布置的调查任务；我们宁可与朋友海阔天空的胡侃也不愿意从书本中去获得更多的知识——除非它可以作为自我吹嘘的闲聊资本；我们侥幸于考试前一周的复习就可以高枕无忧而不愿意在每门课后去扎实的复习。当在每次考试顺利通过后，我们又反过来批评这样的考试制度和授课方法，却不去反省自己的未来为何要让别人负担责任。
事实上不是中国教育制度除了问题（显然它也并不完美），而是我们自身出了状况。
四、
我必须承认，我对教育领域的知识所知甚少，我所写下的这些文字也不过是前人批判论点的重复。虽然我一度尝试为缺乏创新动力的中国人开出药方，但在我的能力范围内，这几乎是一种徒然。
不过至少这种努力也是一种进步，我不断地将我们自身的缺点复制暴露在我们面前。任何一种解决的方法都是空谈——如果我们不认识到自身的缺点的话。
如果一个人认识不到自身的病症，又怎么会去吃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