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只有神才与最高严肃性相配,而人是为神而设的玩具. ――柏拉图《法律篇》VII 这是一篇读书笔记，为了纪念赫伊津哈(John Huizinga)逝世60周年。 关于赫伊津哈的生平，我们知道很少，1872－1945，甚至连大英百科全书都搞错了他的死因。他并非和马克.布洛赫一样被纳粹杀害，他是安安静静地患病去世的。贡布里希搞错了，余秋雨跟着搞错了。好在周兵在2000年4月的《读书》上纠正了这个错误。 我们来思考一下，什么是游戏。我想把《汉语大词典》的解释放到最后，先跟着赫伊津哈过一遍，领略所谓心态史学（对应弗洛伊德心理史学）的魅力，与汤因比或者布罗代尔截然不同的“充满美学”的史学。赫伊津哈最著名的书有三本，《中世纪的衰落》，《伊拉斯谟》和《游戏的人》。我们只谈最后一本，因为贡布里希说过，读过前两本书的读者里，10个里都没1个能读完最后一本。 历史学的核心是“人”（赫伊津哈没有看到舍勒的人类学，但他对齐美尔的理解极深），这是赫伊津哈一贯支持的（与布罗代尔等对比）。但“人”的概念也有个变迁的过程。最早是Homo Sapiens(理性人)，我们都很熟悉，但理性本身是极为可疑的。接着是Homo Faber（制造人），我们在达尔文－马克思－斯宾塞的著作中理解这个词。但赫伊津哈希望用另一个词来阐释，那就是Home Ludens（游戏人），这是我们讨论的核心。 我们很自然联想到赫西俄德《工作与时日》中的从黄金时代到黑铁时代的不断衰落，或者是“公羊学”中太平，升平，据乱的败坏，而赫伊津哈通过理性人－制造人－游戏人的阐述还原历史，返回古典。他是真正的古典学大师，通晓梵文，希腊文，叙利亚文等高深的功夫（赫伊津哈的渊博使得亚马逊上卖的英译本备受指责）。游戏（at play）超越了生活的当下需要，并把意义传递给了活动。 为什么要游戏？很多种说法。比如过剩生命能力的释放，比如某种“模拟本能”的释放，比如有害冲动的发泄，比如被抑制欲望的满足。总的来看，游戏有两种主要说法。一是学习，一是克制。让我引一句中国人的话，桓谭《新论》中就有“琴神农造也，琴之言禁也，君子守以自禁也”的说法。 赫伊津哈指出，这些看法都把游戏看作是为一种“非游戏的目的”服务的。游戏只是手段，而非目的。那么是否可能为游戏而游戏，或者追求游戏本身的愉悦(fun)呢。由于游戏的实质倾向超出人类实际的生活，所以它不能承担责任。游戏是非严肃性的，游戏与正义，善，美，心灵，上帝无关。 但是，游戏的非严肃性，决不意味游戏是不严肃的。我们对游戏（无论下棋还是音乐）投注极大的严肃，我们知道我们是在游戏却仍然继续游戏，可见游戏本身是非理性的，或者说，游戏超越理性，游戏先于理性。在文化－文明中，游戏是一种给定的重要存在，从文化的起点绵延到现在，随着文化渗入文化。 我们必须把游戏与一组概念区分开来。笑－滑稽(comic)－愚(folie)，它们是有联系的。但游戏绝不是愚蠢的，游戏存在于“智慧”与“愚蠢”之外，伊拉斯谟的《愚人颂》(Laus Stultitae)第一次意识到这点。 游戏的本性具有超越性，赫伊津哈给出以下几个最主要的特征。 第一， 游戏的自主性(free)。游戏必须是自愿参与的，被迫参加的游戏不是游戏，充其量是“游戏的模仿”。 第二， 游戏不是“平常”或者说“真实”的生活。这使得我们彻底把赫译津哈与后期维特根斯坦区分开来。游戏就是游戏，不能介入真实生活，让我们想一想儿童的过家家游戏。于是，这就引出了第三个特征。 第三， 游戏具有隔离性，有限性，在特定范围内的时空中进行，包含了自身的过程和意味。 游戏的有限性就意味着游戏必然是有序的，秩序(order)。游戏中包含了一切要素（紧张，均衡，对峙，平稳，跌宕，冲突等），但一切的行为无法指向游戏规则。瓦莱里说，“与游戏规则相关的地方，怀疑主义可行不通，因为规则蕴涵的原则峙不容摇撼的真理”。 游戏可以帮助我们学习人性，反视内心，但这是一种illusion（错觉）。Illusion这个词来自in-play（而不同于inlusio,illudero,inludero）。破坏游戏规则的人是懦夫。即使在游戏中欺骗，掺假，做弊，后果也远不如破坏规则来得严重。在游戏中做弊的人是骗子，破坏游戏规则的人却是懦夫，我们用“叛教者，异端分子，革命家，先知，拒绝者”等名称来称呼后者。 游戏不同于生活这一点，必然导致我们成为“他者”（列维纳斯，梅洛.庞蒂），“装扮”（戈夫曼等），从而成为一种有意识自由地参加的不严肃活动。 游戏与典仪（具有宗教性）是很不同的。赫伊津哈无疑极了解人类学的最新进展，但他拒斥巫魅(mana)的概念，目的是从文化－文明的角度重新阐释这些人类学结果。 从语言的角度来理解“游戏”，是我们学习的基础。Game是拉丁语，用它来理解希腊传统中的游戏，那将是极可笑的。希腊语中另有一竞技(agon)的词根，两者区分开来。梵文中是kridati，指动物，儿童，成人的游戏，同时也指风，波涛的运动，还指人的跳跃，舞蹈。而赫伊津哈特别指出，中文里有“争”这个字，类似希腊文中的agon。希腊文，梵文，汉文都区分“游戏”与“竞技”，是否这两者的原初含义真的不同？赫伊津哈否认这点，他要找出背后的同一性。赫伊津哈列举了拉丁语，日语，闪族语，阿拉伯语，叙利亚语等语种，不区分游戏与竞技。用拉丁语作代表就是Ludens。 在《旧约》（比如撒母耳记）里最最明显，通过仔细解读希腊与拉丁本子的区别就可以明白。更多的证据，可以从文本和人类学田野调查中获得。 文本是《摩诃婆罗多》。难敌和坚战兄弟玩骰子，输的一方流放十二年。第十三年，双方爆发残酷的战争，但很显然的是，游戏是游戏，战争是战争。 田野调查的成果，主要有3本书。第一本是莫斯的《礼物》（一译“论馈赠”），其中提到了著名的波特来奇(Potlatch，又译夸富宴)。莫斯就说过，摩诃婆罗多不过是巨型的波特来奇而已。 第二本是洛克尔的(G.W.Locker)《卡瓦吉特宗教中的大蛇》。Kwakiutl，通过涂尔干，马林诺斯基，布罗代尔等人的反复阐述，已经非常出名了。我没读过这本书。 第三本是马林诺斯基的《西太平洋岛上的船民》，这本书里提出了著名的库拉圈(kula)。 显然，这些线索都表明，游戏在“文化”中的深刻含义，“贵族”显然也是伴随着文化产生的。 而在游戏中，有胜有败，通过“投降”的仪式，游戏结束了。让我们再次回忆希腊人的“嘲笑比赛”，“诗歌比赛”，这些比赛形式非常重要。在这里，赫伊津哈的论敌就是布克哈特。 布克哈特的遗著《希腊文学史》对“嘲笑比赛”不屑一顾（我正在体会他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还没读出什么味道来）。他曾说，“一个懂得战争的民族并不需要竞赛”。这在缺乏普通社会学的19世纪末期史可以理解的。但到了20世纪30年代，布克哈特的这种思想仍然是主流，这引起赫伊津哈深深的忧虑。 游戏比战争重要得多。在游戏里，文明的对立性和竞争性从一开始就显露出来，因为游戏比文明更古老，更原始，我们更应该从游戏中去寻找文明的特征。 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法律，游戏和法律的关系。在《旧约》（出埃及记，撒母耳记）中有大量神喻与裁决。而《伊利亚特》里也一样，盾牌上的天平。再从最古老的法律“婚姻”来看，情况更加有趣。我们可以从《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以及《尼伯龙根之歌》等找到大量通过游戏决定婚姻的故事，中国传统小说也不例外。此外，赫伊津哈还指出，古希腊的“法律演讲”与“相互谩骂”之间的交织也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毫无疑问，作为游戏的演讲术是一种重要的艺术，比哲学重要得多。 接着法律，谈谈战争。决斗（单挑）与总体战(total war)有着根本的不同。前者有很浓的游戏意味，人们出于各种理由单打独斗，“避免基督徒流血，使民众免遭涂炭”。布莱克斯通更是讽刺说，“司法决斗与乡村运动会上的体育娱乐一样”。决斗，在我们的思想中与骑士制度，甚至骑士头上的羽毛密切联系在一起。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的，除了缺乏“游戏精神”的考虑之外。缺乏公平游戏(fair play)的骑士制度，以及由此导致的国际法（霍布斯和格劳修斯，下文再谈）都是虚幻的外壳。 赫伊津哈说，游戏与战争的关系，是否是真正严肃的，这只与文明有关。 再下一个问题是学识，游戏和学识。赫伊津哈深知梵文的含义，梵(rtam)是宇宙的秩序（吠檀多不二论），是印度近代哲学的核心思想，但在各种文本里总以竞赛式（猜谜）赞诗出现，比如《梨俱吠陀》。《奥义书》，《埃达》(Snorra Edda)也是如此。我们熟悉的禅宗公案也不例外。赫伊津哈说，谜语是一种神圣的游戏，因为它沟通了娱乐性与严肃性，兼容两者。游戏与诗，游戏与神话诗，它们的关系也是如此。我觉得一点非常重要。那就是喜剧和悲剧都来自游戏，它们的根本目的都是为了竞赛！ 哲学也是如此。哲学与辩论术的关系（智术师），大家都很熟悉了。后者通过昆廷良和西塞罗，在罗马发扬光大。伊斯拉谟的一段话非常关键， “学术论争完全没必要以玩牌或者骰子这样的方式进行。在这些游戏中，对规则的任何违反都会破坏整个游戏。而在学术讨论中，提出新的观点将没有任何危险，并非是不道德的行为。” 艺术与游戏的关系也很微妙。我们特别要区分音乐和形体艺术（舞蹈）。在希腊文中，只有前者属于缪斯掌管的范畴，因为音乐中的游戏因素是非常明显的。 在这些“风尚”影响下的中世纪欧洲，游戏的特征非常明显，人们尽情游戏，社会充满异教因素，神圣性不断沦丧，滑稽剧的兴盛，骑士游戏的流行，宫廷恋爱（描写这类故事的小说）变得普遍起来。这样，赫伊津哈引导我们重新考察“巴罗克”一词的含义。我们马上会联想到夸张，虚假的假发。更重要的是，格劳修斯对路易十三的肉麻吹捧，难道不是一种巴罗克风格吗？还有笛卡尔，帕斯卡，伦勃朗，弥尔顿…接下来的罗可可时期(Rococo)，再下来的新古典，哥特风格与游戏的关系，我不再详述了。 我们进入《游戏的人》的结论，也一定是很多人关心的，对卡尔.施米特的批评。施米特的思想非常一致，赫伊津哈主要针对他的代表作《政治的概念》。施米特强调“敌我之辨”，他指出，“敌人并非你恨的人，更非邪恶的人，只是陌生人或者外来者”。显然，施米特的战争是残酷的，绝对的，永恒的。赫伊津哈对此感到恐惧，施米特的“敌我关系”堕落成机械关系，无视于文明，这也叫“严肃性”？ 虽然现代战争自称能跳出游戏规则，不遵守一切规则，但它是否真的能跳出“游戏的魔圈”。远不止施特劳斯，赫伊津哈对施米特的困境看得更加清楚。他很矛盾地指出，只有ethos才能超越“敌我原则”，人们才能认识到比自我，集体，国家利益更高的目标，游戏的目标。只有超越了the play of war，战争的游戏，人类才能达到真正的严肃性。 真正的文明不能缺少游戏成分。人类必须认识到一些“公认”的界限，即文明能够fair play所需要的good faith，信仰。 到底何为游戏，何为严肃？Spel and Ernst? 我们更加严肃地追问，这个问题本身是否严肃？ 这就引出贡布里希那篇著名的《游戏的高度严肃性》。贡布里希把赫伊津哈的神态描述为“既害羞又冷漠”，这给我很大的启发。而赫伊津哈对西南学派文德尔班，李凯尔特，Spranger以及Simmel等人工作的继承更是著名。另外两本对他至关重要的书， 一本是泰勒的《原始文化》（这本书影响了包括涂尔干在内的一代人），另一本是冯特的《民族心理学》。我印象中，后者至今无中译本。 而赫伊津哈的真正的论敌，也是他在文章中从来不愿意提到的名字，那就是弗洛伊德。赫伊津哈讨厌我们这个时代的幼稚，迷信和虚假。是幼稚，而不是游戏。历史是人的历史，是活生生的历史，而非弗洛伊德学派那套心理阐释，更不是数字，年鉴。所以，赫伊津哈带着我们，到游戏中去探究活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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