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是我个人的态度，理由本可以一言以蔽之：张无常那点老生常谈、不讲道德的经济学世界上多的是，而能够直击现实弊害的贾保华怎么说都是稀缺的。
　　
　　张五常是一个名人，光今年已经在大陆演讲10多场了，张五常能如此风光，说明大陆当局对他的老生常谈——“经济自由”，如果不是觉得很舒服，也并不觉得刺耳的。毕竟加入了WTO了嘛。张五常还能比WTO更“自由资本主义”？
　　
　　贾保华先生何许人也？读者不甚了了，我也无多奉告，一个普通的学人而已。
　　
　　我这里故意将声名赫赫的张五常与默默无闻的贾保华先生对举，是想得到一个常识层面的判断——对中国的进步而言，你张五常实际上还没有名不见经传的贾保华们来得重要。
　　
　　贾保华先生近前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央台该不该做广告？”（2002年6月1日《中国经济时报》）很好，比张五常那样的大牌经济学家许多不咸不淡的“有学问的废话”，要重要得多。秦晖说“问题需土产”，张五常提出多少真问题？没有；抓真问题需要一点学识、一点勇气和一点诚实的态度，张五常的“印度化忧虑”并不诚实，因为他的许多怪论恰恰是南辕北辙的；他的“经济学贡献”仅仅是站在树上告诉人们：水中有鱼——他就是天天上街卖桔子，也还是与生活深处的真实香港隔得很远。
　　
　　我眼中的奏折派即对腐败及其根源感到很习惯的一类经济学家。张五常没有直接歌唱腐败，但他的许多话却很难让人将他与科斯、弗里德曼、诺斯等经济学大师合并到一起。
　　
　　如果你是一个市场经济论者，我只准备抽象地认同你；如果你是一个转轨经济论者，那我对你的兴趣会大得多；如果你是一个公正与自由等等并重、持守“秦晖底线”的转轨经济论者，我则要引为朋友、拜你为师、报以敬意。同样是主张限制管制的市场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却在著述中（例如与他的夫人合著的《自由选择——个人声明》）痛批“国家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弗里德曼每每大发超越了经济学狭隘眼界的政治议论，例如指专制国家为“恐怖国家”，完全没有张五常那样的秋波媚眼。
　　
　　我的青年朋友王天军（大三学生）与我讨论张五常时说：经济制度的基本来源包括：正式的规定，如宪法、法律和法规；非正式的行为准则与规范；正式规定与非正式规则的执行情况和特点。这三个方面共同确定了市场乃至整个经济的表现特征。进一步问，是什么决定了正式规定和非正式规则的规模和形式？又是什么决定了要建立这样的制度？显然，经济制度是由政治制度决定的。于是我们进一步提出一个问题：政治制度是以何种方式形成的？这又涉及更为复杂的问题，即如何在一个政体中汇总社会选择？什么决定了政治制度的运行？它与经济的总体特征有何关系？总而言之，这些决定着政体结构，政治制度结构又决定着经济游戏规则，即产权、法律和规章制度。（参道格拉斯•诺斯：《经济制度有效演进之路》，2002年第7期《财经》）
　　
　　一个20出头的大学生能想到的难道张五常都不能想到吗？余世存说张五常“长袖善舞”。我个人有一个特别的判断：张五常虽说以经济学知名，但他骨子里头与晚年金庸差不多，也是老于世故的“传统文人”——我在价值取向与生活方式两个维度上使用这一称呼。张五常在本埠出版的几本书，一半是经济学的，另一半则是闲散文人的饶舌。对于所有“过于聪明”（王彬彬先生语）的“文人”，我以为没有必要老实巴交地拘泥于枝节，完全可以用最简明地直逼要害，例如鄢烈山先生在《中国经济时报》揭露张五常“中国高层无腐败”的趴儿妄语，三下两下就可以了。张五常的很多谀词，完全是盛大节日“大报”上的描红腔调，比本埠奏折派还下作。为了节约篇幅，我就不抄录他那些拍马屁的肉麻话了，有兴趣的读者不妨看看他的《经济解释》（商务印书馆2002年2月）后半书中的若干篇什。
　　
　　“文人”嘛当然不关心政治清明不清明，他看中看重的无非是本埠的“文化市场”与山水风光？一个知识分子，如果骨子里头与商人无异，以博取名利为真实算计，那他的学问也就只剩下“人力资本”的意义了。这里我想顺便说到“李敖现象”。台湾李敖先生是一个大才子，应当承认他不但写得一手好文章，而且曾经与国民党专制统治作过难能可贵的斗争，并为此付出过很大的牺牲，但是，我又觉得他与殷海光、雷震、施明德、柏杨等先生有明显的区别，区别在哪儿呢？反复揣摩，我觉得区别在他多了些才子商人的气味，所以，其价值取向往往显示出“生意上的灵活性”，这样的才子型文人，精于表演与炒作，内心的道义冲动是易变的、不那么厚重的，借用徐友渔先生的话说就是不那么可信。这样的才子文人，转型前道义与名利难分难解，转型后文化商人的精明一面便日益突出。尽管大陆的才子们许多还不配与当年的李敖相提并论，但我不希望他们已经很精通李敖的“路数”了。张五常当然也远不能与当年的李敖相比，但是，张五常的“精明”应当说老早就高于李敖了。据说张五常在香港与董桥先生、林行止先生齐名，我却只想敬服董、林，证据是他们已经被仔细挑选的文章在大陆出书了，仔细阅读，警语偶现，见微知著，丑陋大抵是没有的。张五常对民主的贵族式鄙视表明他甚至没有维多利亚时代的遗风流韵，是出于传统“文人”的机巧与精明还是怯懦？
　　
　　有人跟着张五常说，大陆版的《经济解释》与英文版的《经济解释》大不相同，这是做过小商贩的张五常的生意经，也是对出版《经济解释》的商务印书馆的大不敬。《卖桔者言》总是“善本”吧，金观涛夫妇不胜谥美此书，我相信了，结果是上了一当，抄一段留作上当的纪念：“单就以利用知识作决策来衡量，我们仍不能厚非香港政府以“独裁”的方式选任议员。这是因为全民公选的本质，都是以自利为出发点的。在目前香港的立法制度下，若政府的当事人是明智的，能运用知识的机会就较大，因为由公选出来的议员较易受压力团体的支配。另一方面，我们不能否认全民公选可以阻吓政府滥用权力的可能性。”（《以知识定法例的困难》）这是1983年12月23日说的，可见，20年前初回香港，自视甚高的张某人就是一个圆滑之徒，前一个“不能厚非”怎么与后一个“不能否认”逻辑自洽呢？而10年后纵情招摇大陆的张先生连民主的“吓阻”作用也不说了，只说民主万万不能了：“对于像中国这样的转型中的共产主义经济，在改革的这一阶段引入民主将造成多数人的专制即少数人保护的丧失。”（商务印书馆《经济解释》474页）
　　
　　如果有学者强调公正、民主，而反对“现实市场经济的本埠式自由”，我决不肯说他是“新左派”——不公平的伪竞争可乎？反民主而“自由”可乎？
　　
　　张五常一而再再而三地谈到“印度病”、“巴拿马病”，仔细玩味，其实很假，并不诚实，证据是他对“中国病”开的药方除了“反规制”还是“反规制”，而不是秦晖说的“反强制”——明眼人都知道秦晖说的“强制”指什么（法治也有强制的）。秦晖先生是要首先反对强制，不肯笼而统之地反对管制，当然是明智清醒的。“反规制”的张五常对民主政治表现出十分的厌恶，甚至竭尽歪曲、诋毁之能事，连起码的事实真相都不顾了。在他那里，我们看不到对现代政治制度的任何肯定，这是为什么？是他的“越淮为枳”的“伪右派”立场？都说美国共和党是右派，可是，面对安然、世通公司等一系列公司造假，共和党人小布什政府并没有放松规制，而是加强了规制。
　　
　　前面说到“人力资本”，这是极为推崇张五常的北大周其仁教授热衷的经济学术语。“人力资本”小于“人力”，一个人的力量庶几成了“人力资本”，便是自我矮化或者被矮化了。周先生称“人力资本”天然“产权明晰”、天然私有，我却更关注“剥削”与“权利”的关系，因为你不能说后宫中的“美色”不是天然私有的，但那被奸淫的命运也是天生的么？如果面对后宫中被冷落的期艾抱怨，你能够只说“放开性服务市场”了事么？当然不能，性服务市场当然不能没有管制！美国的“人民公仆”们如果也能进出河南省巩义市委招待所那样的地方，“性服务市场”还怎么与公款嫖娼、权色交易绝缘？
　　
　　如果你只是反对管制的经济论者，那我只能结合具体问题来决定我对你的态度，因为，如果你真正对中国的例如电信垄断的“勒索”行为有被“抢劫”的痛苦，那你当然不能仅仅满足于说什么“反管制”、“反垄断”，——面对勒索，你只喊一声“反勒索”算什么大学问呢？难道反“强制”的底线论不是有着更加丰富的超出反管制的意义么？
　　
　　如果现在香港的甘阳、王绍光们，说张五常们的自由只能是新权贵们的自由，那我完全可以附和一回。
　　
　　现在来说名不见经传的贾保华吧。我不认识贾先生，只读过他的两三篇文章。“中央台该不该做广告？”一文的副标题是“一个难以回避的敏感话题”。假如这个话题张五常先生肯涉及的话，他肯定又要空转在“放之四海皆准”的“产权明晰”、“交易费用”等等术语上，“以不变应万变”，结果当然是他既使话题不见了敏感性，又等于什么也没有说。可是，生活在本埠的贾先生明知敏感也还是实话直说了，编辑先生当然熟知这话题的压力，于是加了一段同样缺少张五常类精明的按语：
　　
　　不论是政府机构的性质，还是反腐倡廉的目的，都要求各级政府机构不应当从事商业性的盈利活动。这也是近年来许多政府机构和军队武警与其直属企业脱钩的一个重要原因。沿着这一思路走下去，我们就遇到了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即中央电视台、广播电台、报纸杂志等是否也应当与商业盈利活动脱钩？这同时也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因为它意味着一个新的体制改革。
　　
　　《中国经济时报》的这番按语当然有返身性，也是“向我开炮”！我在评价朱总理四年新政的文章中，已经说到这样一点：本届政府对批评言论是最为开明的，超过了此前的所有时期，这只要看看国务院的这份《中国经济时报》经常刊出的批评政府的文章，就不难明白。反观一些“喉舌”经常号召人们思想解放、敢于创新，可就是天桥的把式，只说不练。
　　
　　上述编辑按语将我带回到了1999年。军队与其企业脱钩的命令几年过去了，期间传媒报道的讨价还价、留肥去瘦种种让人叹为观止。政企分开更呼喊久了，何为政何谓企？“改革”当然不能左支右绌。谁都知道中央电视台等“喉舌”是政还是企的组成部分。是党是政当然就不是企，可是，却实实在在地从事着商业盈利活动，工作人员不但从财政部那里拿到一份“国家工资”，而且用公共财政投资的设施大发横财，出现了大把私人轿车族，许多运作还是垄断性的、行政摊派型的，当然既不合法也不合理！贾保华先生说：
　　
　　按照政府部门不得从事商业活动的原则，中央电视台是不应该从事广告宣传的。但是，它现在不但收取大量的广告费，甚至还拍卖“标王”，并且屡屡创下超过亿元的天价。……现在全国所有省市的电视台都变成了商业电视台。
　　
　　在新闻节目中，它像一个严肃的“教师”，义正词严地给普通公民宣讲党的方针政策或精神文明；在广告时间里，它摇身一变像一个“商人”，肆无忌惮地给普通消费者（包括几亿少年儿童）展示着金钱、美女、各种商品、以及豪华（少数人）的生活方式。（对不起，抄到这里我真正联想到了“三个代表”——贾先生的下文也提到了）……前者是播音员几乎几十年如一日的说教口气，（也对不起，抄到这里我又联想到了“与时俱进”）是人难以产生激动与新鲜的感觉；后者则充分利用了最现代的电脑、音响、照明、特技等手段，……
　　
　　请设想一下：……党委书记兼任其下属公司的经理或董事。上午，他在党委会上要宣讲三个代表、批评金钱至上的腐朽到的；下午则要在公司里讨论如何拉广告、促销售、赚利润……长此以往，他怎能不产生性格的变异和人性的异化？他本人及其部下和群众，又怎能不变成自欺和欺人的两面派？
　　
　　如果这种制度不改革……所有的反腐倡廉、精神文明、道德公约、法制建设，都会统统失去应有的效力。
　　
　　据网上消息，有的老资格“代代红”播音员，与广告承揽商的关系十分暧昧，对此，不反强制只反管制的张五常，大概不觉得有什么奇怪的。
　　
　　张五常和他的弟子们可能会嘲笑贾先生不懂得“腐败能消解极权”、“腐败的演变成本最小”的道理。算了吧，想想“文革”那样的极左如果没有“四五运动”与逮捕“四人帮”能消解吗？腐败不是一天两天了，究竟消解了什么？从交易理论看，抢劫的成本是小啊！（长远看就不看了）用“托人下巴法”说话的贾先生懂不懂“反公正买卖自古有”、“权贵自由非自由”、“抢劫效率难长久”的道理？我看贾先生至少懂得谎言与真理的区别、事实与臆想的区别、常态社会与分裂社会的区别。社会学家孙立平先生揭示的断裂社会，贾保华先生是提供了一个例证的。
　　
　　贾先生文章的最后部分是“建设性”的（其实也是批判性的，在本乡，批判与建设是天然交融的），共四点，最后一点是：建议成立专门的民营或国有控股商业媒体……
　　
　　贾先生是懂得“妥协”的，但是，看好腐败的学者们不懂，主张“镇制论”、威权的好处“不能否认”的人们懂得妥协么？本埠的言论环境或许到了“阴转多云”阶段，贾保华先生设想的舆论环境何时到来呢？不知道，有一点可以肯定，张五常那样的既高价又廉价的巡回演讲于此无补；还有一点也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贾保华先生的设想实现了，“喉舌”们才会号召人们解放思想而不必脸红。
　　
　　少一点专家们的“有学问的废话”，多一点、再多一点贾保华们的“土产问题”吧！
　　
　　2002年8月20日于南京一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