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每年一度的“两会”已形成稳定的制度，这本身无论如何应当说是一件好事。近几年传媒关于“两会”的报道，毕竟是每年不多的言论风景之一，是比较有看头的，我想，凡是关注中国现实的人们，都会关注“两会”的。平心而论，除了政治改革应当成为却迄未形成“两会”中心议题外，在若干具体领域，“两会”所出现的许多话题、议案，是值得重视、珍视的，尽管这些话题基本上在“两会”之前、代表之外都谈到过，尽管“两会”的体制内封闭性特征相当突出，代表们究竟说了些什么，老百姓大都不能获知，但代表们毕竟起到了将社会言论有限集中的作用。我相信，在未来中国更加重要的改革进程中，“两会”将作为恰当的政治活动方式发挥平稳转型的大作用——如果仍然有平稳转型的希望的话。

　　今年的政治协商会议从3月3日到13日，人民代表大会从3月5日到15日，我照例主要阅读《中国经济时报》（下称“该报”），综合看，这是一份对“两会”报道工作做得最好的报纸。这里以这份报纸的报道为主，谈谈我对今年“两会”热点话题的观感。

　　一开始，传媒多称今年“两会”没有热点话题。是的，多年来“反腐败”都是不约而同的热点话题，这方面的提案从报道出来的情况看，又是“人大”热于“政协”，例如1999年“人大”的“一号提案”便是“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腐败法》”，而“政协”的“一号提案”则是“保护母亲河”——政协的议政力度比人大要小，我猜想这很可能与政协的地位、政协委员们的“花瓶心理”有关，因为从知识水准看，总体上政协委员的“专家”程度要比人大代表高一些。我还猜想：权力核心对政协提案的限制很可能要多于、严于人大提案，这才是政协议政多技术性建议的直接原因，例如该报3月6日“两会特刊”载有记者冀文海3月5日的北京报道：全国政协提案组负责人提醒10种提案不予立。报道说：随着参政议政的热情越来越高涨，近年来政协委员向全国政协提案组提交的提案逐年增长，在感到由衷高兴的同时，全国政协提案组负责人也提醒说，政协委员提交的提案有10种情形不能被立案。这10种情况是：涉及党和国家机密的；国家明令禁止或者要求按规定程序办理的；中共党员对党内有关组织、人事安排等方面有意见的；民主党派成员反映组织内部问题的；进入民事、刑事、行政诉讼以及仲裁程序的；属于学术研究性质内容的；为本人或亲属解决个人问题的；要求解决单位内部或者单位之间纠纷的；内容空泛、建议笼统的；其他不宜作为议案处理的。我看政协委员们首先就应当对这些限制，热烈讨论讨论。

　　后来传媒似乎按统一的口径报道说：今年两会的热点话题有三个——“三农”主要是农民的减负增收、关心弱势群体、信用危机。其实，我觉得关于国有A股减持、税制改革、打破地方保护主义、环境保护、应对入世、加大教育改革力度（两会期间恰好发生“乖清华的乖学生伤熊事件”）等等，也都有相当的热度，对司法独立、维护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特别要加大判决执行的力度等等，从《法制日报》与《中国检察日报》的报道看，都是很热的。有报道称，反腐败已不再成为“两会”热点了，但在我看来，反腐败的话题决没有“冷”下去，虽说提案数量少了，但光是人大也还有24个提案专谈反腐败，所谓“因为反腐败取得伟大成绩使得代表们这方面关注少了”的说法，纯属没有根据的宣传。人大闭幕日也就是3月15日（恰好是“消费者权益日”）清晨6点中央电视台的“早新闻”报道说，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出通知：足球黑哨腐败适用《刑法》有关“受贿”条款，检察院应当受理黑哨案——久拖不决的足球腐败一定是受到两会代表的关注了。3月7日该报报道今年全国人大的“一号提案”，是由陕西省马大谋等31名代表提出的“尽快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这当然也属于反腐败的范畴。

　　3月8日该报报道说：河南省舞阳县电业局采用让电表加速旋转——高出正常计量158%和58%——的手段，硬是从一个民营小厂身上吞噬了近百万。这一报道让我想到了沈阳市煤气公司用鼓风法让用户煤气表加速旋转的损招，想到了某市自来水公司派员工半夜偷拨用户水表的缺德——垄断行业其实本身就近于黑社会经济、够流氓的了！

　　同日该报还有相关报道：成都市电业局收了私营企业锦阳商厦的集资费，却以供电方案受别单位制约为由不给锦阳送电，致使锦阳商厦三年自发电。/ 甘肃省山丹县电力公司对该县万化石材厂执行了8种电价，高出正常电价30%--50%，使该厂走上了濒临破产的困境。/ 国家计委对1998年以来电价检查，仅从2637家单位就查出违法收费27·4亿元。大一统垄断电业的所作所为是很荒唐的，例如一方面本地缺电，一方面外电进不来，形成电力“剩余”（卖不出）与“短缺”（卖不到）并存的荒唐现象。广东省有云南省0·20元一度的电不用，非得用本省0·70元一度的电。其他如上海、江苏等排在全国电价前几位的省份，也都存在此类情形。国家经贸委、原电力部乃至各地经贸委、电业局都有电业监管机构，但要么是傀儡、要么是聋子的耳朵，形同虚设。3月12日该报记者李小千报道：一位省级电力公司的老总说，用户喊电价高，政府领导也说电价该砍下来，可附加在电价里面的哪一块不是政府定的？作为电力企业，收电费时用户嫌电价高他们觉得说不清，回过头来政府领导又批评他们惹得老百姓不满意，他们更是有苦无处诉。

　　中国垄断行业的“改革”从中国电信开始形成了“分身法”模式，电老虎的“厂网分开”、“一拆六”也不是毫无意义，在现行政经制度下，挤牙膏式的改良——权力的让利性让步，多少能够给老百姓带来些好处。只是这样的让步往往采用东墙西补的办法，因为：一是既有数量的官员收入不能少；而是既有利益集团的胃口小不了——这决定了开明的让步也很艰难！我不知道接下来的水费要“成倍增长”是不是一种西墙补的办法。

　　在中国，“反垄断”当然有着直接的反腐败意义。中国的党政不分、党（政）企不分是腐败的行业垄断最深刻的政治--经济制度原因，反垄断完全是一个反对现行政治--经济制度的问题。前些年的反垄断话题主要针对中国电信（也涉及民航、铁路），今年的反垄断主要针对“电老虎”。电信被拆成几家了，但是，对于消费者而言，几家如一家，几家都还统一受制于政府，实际上还在政府老行规的严格控制下，垄断的本质未变，例如四川德阳、浙江余杭发生的电信竞争，无一不由中央政府出面阻止，说明政府并不愿意看到真正的竞争局面出现！电力“厂网分开”的“一拆六”方案很快就实施了，可以断言：电老虎的垄断局面也不可能在现行的政治--经济制度下得到根本性的改变。

　　垄断，当然是权力的大一统垄断，是经济秩序混乱的根源。权力的高度垄断形成几千年“秀才遇到兵”的“文化”惯性。这里的“兵”是广义的，“痞子、流氓”在其中。所谓“信用危机”从根本上讲就是“兵”们胡作非为的制度危机。

　　    3月8日该报发表忻愚先生文，内称：全国政协委员童石军2001年两会上提出要建立失信约束惩罚机制，建立失信企业名单，通过媒介公开披露，……有关部门没有采行。/ 2001年底江苏省通州市爆发非法集资的“打会危机”，其实，2000年就有媒体批评了，但地方政府就是不闻不问，使得“会头”捞取数亿元，酿成农民索钱无果后数次围攻市政府和围堵省级交通要道，闹出了人命。/ 上海人民大舞台是与“大世界”齐名的文化设施，重建后的1998年5月，工程承包商明明已多收工程款，却向法院起诉开发商欠付工程款，法院开庭后，原告的这一卑劣行经在工程审计中显现出来，但一审法院通过关键证据不质证等手段恶意支持原告；二审法院又通过质证后的证据不装入卷宗、隐匿工作记录等手段维持一审，上海市分管政法的领导5次批示，《人民日报》、《法制日报》等多家媒体多次进行监督，但法院就是知错不改。3月11日该报报道称国际通行的出口信用保险已有100多年的历史，世界现在依此方式出口的已占全球贸易额的12%--15%，而中国现在只有1%！一些糊涂的“两会”代表，只将“信用危机”局限于道德范围，实际上首先是一个政治经济方面的制度问题——“信用危机”根本说来是制度危机。

　　3月7日该报报道——经济学家吴敬琏在政协会上说到这样一些“流氓现象”：“履约率极低，债务人大量逃废债务，假冒伪劣商品充斥市场，企业披露虚假信息，包装上市圈钱，以万亿元计的银行不良贷款积累，盗窃知识产权”。他指出：为了诚信，必须“通过宪法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界定政府职权，保证法律的透明性，坚持执法上的独立性、公正性与一致性。”/ 政协委员天津天正集团董事长高天乐说：据有关统计资料显示，2000年消费者对虚假广告、假冒商标、计量不足等失信行为的投诉达12·5万件，市场交易中的无效成本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至少为10—20%，我国每年因逃废债务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约1800亿元。/ 全国人大代表李中庸说：“我当了几年人大代表了，每年我都提拖欠企业工程款以及整顿和规范建筑市场秩序。但由于多方面原因，建筑市场秩序混乱的状况仍然没有得到扭转。”仅中铁四局一家施工企业就有8亿多工程款被拖欠，全国建筑企业被拖欠工程款高达3000多亿元。当然会发生工人工资发不出的现象了。

　　2月19日该报记者黎霆关于股市诚信危机的报道——北京注册会计师协会副秘书长汪宁说：“股市上的造假事件注册会计师自身肯定存在责任，但造价行为是上市公司干的……一些上市公司造假政府也参与其中，如果注册会计师不参与，很可能就会‘丢饭碗’……”政府会通过财政部门吊销注册会计师的执照啊！茅于轼先生指出：“证券市场一开始就存在问题，证券市场设立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国有企业解困，但这个问题并没有老老实实跟股民讲清楚。所以其实一开始就存在信用问题，……你说这个造假问题政府知道不知道，我看基本上是知道的，但是一直到去年才把它监管出来。政府部门知道，但是睁一眼闭一眼，反正能混就混过去，……最后还是要出问题。”“现在我国的政府有的部门不太注重公信力这个问题，政府老骗人，那这个社会就不可能有信用了。”云南白药集团的财务总监黄艾农责问道：“像亿安科技涨到126元的时候不监管，等开始下跌、大家被套老了才来监管，……”

　　从10年前开始的“质量万里行”，到2001年开始的“整顿经济秩序”，实际上都反映了朱镕基对信用危机的焦虑，可是，仅仅传媒的报道即表明，假冒伪劣与经济秩序混乱并无根本改观。今天（3月15日）中午，朱总理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说到，他最头痛的问题是“农民收入难以提高”。为什么难以提高？很重要的原因是农村官僚乱来：队伍恶性膨胀、收费不讲规矩、服务挂在嘴上，却热衷于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而虚报统计数字也使得农民深受其害。弱势群体当然首先是“现代农奴”，制度歧视农民、宣传关怀农民，这就是虚假、就是不讲信用。近亿外出打工的农民被称为“盲流”，除了对农民人格的不尊重以外，也见证了党国政府对农民的冷漠。2001年底，传媒对雇主恶意拖欠、克扣雇工工资的现象，做了大量报道，雇工们愤怒得出以“激进”行为的有之，气得寻死觅活的有之，无奈地不远千里百里徒步走回老家的有之，如此不幸的雇工我估计多达数以百万计！这雇主与雇工之间的关系完全是一种制度性传染，据该报报道，2001年全国有一半县市的公务员与干部，更不用说是无权无势的中小学教师，工资都被拖欠了，以前压制老百姓上访的官僚现在也迫于生计，纷纷越级上访了。那么，老百姓中的老弱病残们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3月12日《中国青年报》报道披露：全国四层以上的法院出现拖欠工作人员工资的现象，说实在的，这一事实远远超出我的预料，这当然说明了中国社会已经出现极大的混乱。那种将“没有出现大规模激烈冲突与动乱”视为“政局非常稳定”的心理，是自欺欺人的，对人民群众不负责任的。

　　据说，网上和国际媒体纷纷报道了大庆等地数以万计的石油工人，维护“买断工龄”利益的群体事件，难怪几天前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特别报道了尉健行关于关怀下岗职工、防止群体事件的讲话，怎么关怀、怎么防止？连数十万法官都发不出工资了，这社会还能不乱？去年朱总理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时，应说已经超过警戒线地两极分化还没有达到警戒线，今年朱总理干脆抬出邓小平的“先富后富论”作挡箭牌，特别是回避城镇下岗职工与贫困阶层的艰辛，而总说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已经基本形成。我承认，朱总理对城镇贫困人口是相当关注的，但是，事实上，城镇贫困人口是相当缺乏保障的。3月12日该报记者柏晶伟发文披露：民政部2000年9月份给国务院的一份材料中称，2000年6月城镇低保线以下的人口是1382万，而当时领取低保费的只有303万人。1992年全国总工会调查：全国城镇贫困职工家庭人口数超过2000万人。1994年中国人民大学社会调查中心根据调查推算：城镇居民贫困人口有5000万，专家指出，如不局限于户口，而从实际生活区域看，则数量更大。这些还都是“体制内”的调查统计，实际情形当然要糟糕得多。该报有报道说到：某地有下岗工人竟以偷食猪食求生，哪一个有点良心的人看了这报道，不感到心痛？！以前我只知道有城里的穷人到农贸市场拣菜帮老叶，弄到有人通过与家畜争食来体现自己生存权的地步，委实没有想到，没有想到啊！今后这苦难的民族还会出现怎样的“想不到”的局面呢？我是不敢往深处想的。

　　记得去年“两会”朱总理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对江西芳林小学爆炸案，有过很困难的说明。他并说到对恶性安全事故，领导人应当“引咎辞职”的硬话。乱世死人多，而且是不正常死人多，这在现在的中国有了规律性。仅2001年1—11月，全国各类伤亡事故94万多起，死亡人数达11·6858万人，2001年全年将超过12万人。同比分别上升26·5%和88%，是近年来最严重的。但是，引咎辞职的昏官却一个未见。据说今年许多“两会”代表，为那些数以万计的亡灵呼吁了，但是，良知的声音在乱世是十分微弱的！那些因为生活不下去而跳楼而服毒的下岗父亲、下岗母亲，他们的耳朵并没有聋，“悦耳”的声音也都天天听到，可就是止不住自杀的冲动！

　　    中国说起来是一个大一统社会，但是，几千年来的历史表明，中国又是一个极易出现“割据”的社会，这样的混乱，今天至少在经济领域出现了，这就是所谓的地方保护主义，凡有七种表现：1，限定只能经营、购买、使用本地生产的产品，或者只能接受本地企业、指定企业、其他经济组织或个人提供的服务；2，对外地产品或服务设定超额收费项目、规定歧视价格与歧视标准；3，在道路、车站、码头、机场或行政边界要关设卡，查禁外地产品；4；对外地产品与服务提出不合理的技术要求、查验标准，并进行重复检查、重复认证、重复收费；5，采取专门针对外地产品或服务的专营、专卖、专审手段，增加进入难度或组织进入；6，通过设定歧视性资质要求、评审标准、信息控制，排斥外地企业或个人参加本地工程的招投标活动；7，以种种不平等待遇限制或排斥外地企业在本地投资、设分厂（机构），甚或公然刁难、侵权。经济保护必然有政治保护相伴随，例如地方歧视中的司法偏袒等等。今年“两会”代表们对已然泛滥的“经济割据”，啧有烦言，但是，如果“经济割据”已经是大一统成为强弩之末的征兆，出路又在哪里呢？

　　莫谓“两会”纯属浪费，仅仅从“两会”的报道也能看出中国社会的混乱来，这应当说是“两会”向人们透出的有意义的信息了。写到这里，中央电视台“3·15晚会”开始了，收笔，看混乱的胡闹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