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榜状元被香港录取”显出体制优劣

曹　林

　　海南高考状元李洋因移民身份而梦断清华的事，曾一度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后来随着公众关注的疲惫渐渐沉寂下去——15日新华社一条消息再度把李洋推上舆论焦点：塞翁失马，焉知祸福，遭内地高校抛弃的他，被香港城大商学院录取了，并获城大颁发合计44万港元的“状元奖学金”，此中包括4年的学费、住宿费和生活费，城大14日为包括他在内首次通过“全国普通高校统一招生计划”录取的190多名内地学生举行了迎新典礼。
　　否极泰来，可以感受到经历过大悲大痛的李洋此时此刻的惊喜——但不知道看到这条新闻后，陷李洋于大悲中的海南省教育部门会怎么想，未曾破格录取李洋的清华会怎么想，掌管着国家教育政策制定的教育部又会怎么想？作为一个公正的旁观者，我能清晰地感受到：香港城大录取被内地政策抛弃的高考状元，这是对内地教育体制一记响亮的耳光。
　　录取了按内地规则不能上名校的人，并不折不扣地施之以状元的待遇——正是在这样一种鲜明的反差中，不同规则的优劣得以淋漓尽致地显现。
　　显然，香港城大录取了“内地争议人物”李洋，不仅是录取了一个人，而且旗帜鲜明地表达了一种招生价值观：录不录取一个人，完全是按照自主的教育规则加以考虑的。这个规则中，只有教育标准而不夹杂其他标准，只有诸如分数高不高、素质行不行、英语过不过关这些考虑。招生面前，只有高分者与低分者，没有什么“高考移民”或“争议人物”。教育就是教育，其他范畴的矛盾和问题不能掺杂到教育问题上。所以对于李洋，他们的评价很简单，是内地的高考状元，本校的素质考核又通过，OK，录取吧，并给他应有的奖励——在他们眼中，“是不是高考移民”跟“喜不喜欢吃比萨”一样，纯粹是与该不该录取毫不相关的问题。
　　这种简单的招生体制是符合教育规律的科学体制，教育的归教育，教育范畴内的评价标准只能以教育的眼光，而不能掺杂其他因素，政治的、经济的或行政的——一旦掺合了这些因素，教育公平必然会被扭曲。考察欧美一些发达国家的教育，名校所以成名校，正在于这种原则的坚守，比如哈佛、牛津等等。
　　我们来看，为何会出现高考状元却面临落榜的怪事，为何清华有心录取他却最终没有走出这一步，甚至为何会出现“高考移民”这种只有中国才有的现象，这都与教育问题的复杂化有关：招生录取本是纯粹的教育问题，却被附上许多政治、经济方面的考虑，为了这个政治目的把公平扭一下，为了那个经济目的再扭一下，结果招生录取就很难在纯粹的教育逻辑中理解了，公平也很难以纯粹教育标准审视了，评判标准很容易在复杂中陷入了混乱。
　　这直接导致了招生录取的行政化：即招生不再以单纯的教育标准，而是受到来自各方面、各层次行政权力的影响。比如，考虑到本地区的利益，某地就可以随便出台政策左右招生录取，海南省的限报政策就属这方面的典型；比如，清华虽然想录取这位高考状元，但考虑到与地方的合作关系，不得不遵守一种潜规则，给海南方面以“面子”——不仅清华，其他名校也没有谁会为了一个李洋而得罪一个地方政府。
　　如此，在内地的教育体制中，按纯粹教育标准能上名校的李洋，其前途就这样被种种非教育考虑“谋杀”了。可能很多人会谈到规则的遵守，说李洋落榜是规则惩罚的结果，可这种规则是以单纯的教育标准制订的吗？
　　录取被内地规则“谋杀”的落榜状元，期待香港城市大学此举能给内地的招生体制带来一次深刻反思：我们的体制为什么不能接纳一个纯粹按教育标准能够上名校的学生？海南省要反思，清华要反思，教育部更要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