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鲍尔斯与金蒂斯《资本主义美国的教育》的简短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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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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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的…心智正处在实际衰退的危险中，而文明的其他因素却在发展，除非我们注意通过其他的教育手段去抵御这些由手工操作的简化而产生的影响。
――詹姆斯.穆勒，1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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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不仅很好地表明了他对小穆勒超常教育的初衷，也揭示了过去一百年里西方无数一流学者转而论述教育的原因。而这场讨论，随着六十年代“跨掉的一代”的出现而达到顶峰。如果说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经验与教育》走的是不偏不倚的自由主义路线，布鲁姆《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走的是右翼路线的话，那么鲍尔斯与金蒂斯的这本《资本主义美国的教育》就是一本标准的左派教育思想论著。
他们的观察，都是来自对美国现实教育的观察，毫无疑问，美国六十年代的教育“很失败”。另一方面，所有这几派论述的出发点又是他们关于社会生活性质的基本设想，他们的分歧正是从这里开始的。
鲍尔斯最初是作为一个年轻教育经济学家登上经济学舞台。60年代多变的国际环境和美国国内社会矛盾给所有的青年都留下深刻的时代烙印，哈佛校园里也不例外。1967年，鲍尔斯有一篇书评（评论的是教育经济学的一次国际性研讨会的论文集）发表在AER上，另有一篇“教育中的资源分配效率”发表在QJE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时他还没有博士毕业。从此，他对劳动力市场和宏观经济学乃至马克思主义的关怀，就都与教育这个基础分不开了。而比他稍小的金蒂斯最初研究兴趣是在福利经济学和个人选择理论，这也是他日后转而研究广义人类行为进而走向用演化理论综合经济学、社会学以及生物学行为理论的发端。读书期间，这两个哈佛同学就已经在“分析性马克思主义”思想上达成了一致，于是开始了他们长达四十年的合作。他们回忆说，60年代末“种族主义”大讨论，对两个年轻人刺激太大，两人决心开始研究教育的经济理论。
1975年，鲍尔斯第一次与金蒂斯合作发表论文。第一篇论文名为是“人力资本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角度的批评”，发表在AER上。当然，他们对“人力资本”范式批评的出发点正是权力对教育造成的扭曲，从而导致了从学校到企业，从教育环境到劳动力市场的一系列扭曲的资源配置，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已经成熟。他们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建议说，应该取消方兴未艾的“人力资本”概念，让主流经济学重新回归教育，反视教育，从权力在教育机会中的影响开始研究，这样才可能全面理解经济体制运行的实质模式。这是非常离经叛道的看法。他们开始被冠以“激进马克思主义”的称号，鲍尔斯后来还参加了第一次“分析马克思主义”的讨论会，也被尊为“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一。总之，他们开始了漫长的超越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努力。第二年，《资本主义美国的教育》正式出版。
全书的逻辑很清楚。第一部分“自由派教育改革的矛盾”，矛头主要指向杜威的自由主义教育理论。杜威的实用主义理论无法适应当时激烈变动的教育环境，太不够革命了；第二部分“教育和经济生活的结构”则主要延续了鲍尔斯对教育中资源扭曲的研究。其中根源当然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即阶级和等级制所带来的权力对教育机会的影响；第三部分是“教育变革的动力”，主要是对教育史的一些实证研究，揭示了公司资本对教育的影响和“白领无产阶级”等新兴的因素。这种“历史研究”的方法也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烙印。教育的变革归根到底还是与阶级冲突有关，这其中蕴涵着巨大的力量，革命性的力量；最后一章“展望”是最有意思的。鲍尔斯和金蒂斯一方面论述的教育的未来可能变革方式，另一方面，他们把教育变革嵌入到社会变革中去观察，这是他们真正想做的东西。教育制度变革是社会制度变革的组成部分，集中反应，同时也是推动力量。而最后一章的名称是“教育，社会主义和革命”，这个题目足以看出两人的理论倾向――他们绝不满足于自由主义调和式的教育解决方案，他们追求的是革命，是一种全新的社会主义革命。
这本书有三个关键词，人类发展，不平等和社会变迁。这三个词适用于教育，也适用于整个社会。比如说，智商是一个关键的命题，正与这三个词相关。而智商问题也是多数右翼学者想竭力回避的问题。二战以后，很少有人敢公开认同遗传学意义上的智商，但不少保守主义者心里是暗暗肯定的。鲍尔斯和金蒂斯则认为在智商的演化传递过程中，遗传因素丝毫不重要，生物基因远不如文化基因来得关键。可惜他们很难在文化演化上继续做出什么深入剖析。这本书很快被认为是分析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工作，主要意义就在于它的政治影响。从此以后，鲍尔斯和金蒂斯的兴趣也都逐渐转移，主要是投向了更广阔的宏观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鲍尔斯还继续保持着对劳动力市场的兴趣，金蒂斯则更多地开始研究人类行为，与教育经济学逐渐疏远了。十年以后，他们出版了《民主与资本主义》，这本书影响更大。但是《民主与资本主义》也不妨看作是《资本主义美国的教育》的续集。因为过去他们把教育看作阶级斗争的集中表现地，是个案研究。现在他们放宽视野，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研究更基本的政治经济学，要做一个总体清算了。
2002年，这本书忽然再次得以修订。20多年过去，西马的分析方法似乎没有什么进步，但行为科学倒一直在飞速进步。所以从修订的结果看，若是看经验实证性的修订，那主要是鲍尔斯从八十年代就开始的对劳动力市场的分析；但若是看纯理论，那毫无疑问是金蒂斯出的力更大，因为这涉及到行为科学，直接探究“人力资本”的深层组成结构。在这20多年里，很多主流新古典经济学家（如芝加哥的贝克尔，穆里根Mulligen等）都在家庭和人力资本的理论研究上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对家庭收入状况和孩子教育水平之间的实证研究也有了更丰富细致的材料。当然，特别令两位作者高兴的是，一些对智商的实证研究和文化人类学验证了他们的演化理论思想，即文化基因的传递比生物基因更重要。更令人兴奋的是博依德（Boyd）、理查森（Richerson）等的跨学科研究。毕竟学校组织也是一种组织，而我们现在有了一整套研究组织演化的工具，从集体心理学到博弈论，从个体计算模型到文化基因理论，工具已经成熟了。我们可以想见，他们日后若是修订《民主与资本主义》，一定会用基于文化和生物基因的共生演化加上广义人类行为理论来改写，给大家一个绝大的惊喜。
在过去的20多年里，很多人批评这本《资本主义美国的教育》是对教育的一个“功能主义”阐释，这从现在看起来，已经很明显是个误解了。作者的野心远不止想做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也绝不仅仅把视野局限于阶级冲突，他们真正要研究的是整个社会的演化。教育只是其中集合了各种矛盾的核心舞台，当然也是核心的战场。